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

7月6日，永胜村干沟自然村，熊琼英和她家盖了半拉的房子。儿子陶小友一家在外打工，房子盖了一半，等赚够钱了接着盖。

7月9日，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王国敏一起听县里的农技员在田间教授果树管理的知识。几年前，他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将自家的玉米地改种枇杷，今年卖了5万多元，他不打算出去打工了。

7月5日，永胜村驻村工作队员任建瑶入户检查村民家里的人居环境状况。她有一份打印的卫星地图，上面标注着村里每家人的位置，这样的图还有7张。

7月9日，39岁的王广平在自家的枇杷地里干活。此前多年，他一直在外出务工，今年他家的枇杷已经进入挂果期，收入不错，他不再外出打工。

云南红河永胜村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人均年收入由1600多元增至6000元

7月5日6点半钟，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天边刚刚露出微曦，村小学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头牛。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屋顶吊脚，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裸露在外，有些已经磨损了。就在他家的旁边，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青瓦黄墙，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水泥钢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杨国林坐在院子里，捧起水烟筒，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准备早饭，白米饭，地里摘的新鲜蔬菜、一小块腊肉、山上捡来的菌子，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

作为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2000多村民散居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

10年之间，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去年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超出了脱贫的标准。

有人踏出群山，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有人回归故乡，振兴家园。对于他们来说，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

“猪屎村”的“幸福”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母租白”。

母租白是一个“彝语”译名，意为“太阳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后来彝族村民迁徙，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

过去数十年，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在河沟里种稻子。山地贫瘠，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丰产时，亩产不过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颗粒无收。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头，粮食都很紧张，养一头猪，过年杀了，卖几个钱，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里的环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乱建，村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乱跑，到处都是粪便，一下雨，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母租白——“太阳最晚落山”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没人会提起，人们更多用“猪屎村”来称呼这个村子。

2007年，杨国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

2010年，杨国林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回到村里，准备种植枇杷。“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了，不是村里变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人，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结婚后不久，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种棉花。

“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广平说，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对外面的生活不感兴趣。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算账，给人干一年，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永胜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57户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他到每一个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民开会，开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山里的村民们，又该过怎样的生活。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赶了出去。

“棉花房”和“半边楼”

不过，反复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盖起来，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赚到钱。”杨国林说。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这也成为了村民们参考的对象，“那几年，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杨国林说，据村里统计，10年来共有500多人外出打工，占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7年过去了，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鲜艳的新式小楼。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阳光接引到室内，屋里窗明几净，现代化的家电一应俱全。

村委会主任熊国清告诉记者，永胜村第一批盖房子的高峰是在2014年，当年红河州启动“美丽家园”计划，鼓励村民改造旧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开始有了余钱。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大多在新疆种棉花，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以颇受欢迎，种棉花赚了钱，回家盖起来房子，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棉花房”。

“村里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国清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已建成的新式小楼，村里还有很多盖到一半的房子，村民们称为“半边楼”。熊国清介绍说：“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自己加盖。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

7月7日，杨祖德家正在改造自家的“半边楼”。杨祖德家有10口人，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打工，2013年，他们推平了原来的土坯房，盖了两层的新房，“花了25万，政府补助了3万，贷款8万，都是兄弟俩打工赚的钱。”杨祖德说。

这幢房子主要是杨祖德夫妻带着几个孙子住。不过，房子并没有完全盖好，还缺个厨房和浴室，今年，杨祖德攒够了钱，打算把厨房和浴室盖起来，顺便再盖一间存放粮食杂物的储物间。

种玉米还是种枇杷，这是个问题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

77岁的王英兰家是特殊困难家庭。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她，儿子儿媳，4个孙子。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意外身亡。尽管有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但儿媳妇外出打工，抚养孙子们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负担仍然极重。

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表示，乡村的振兴，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外出务工确实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妇孺留守等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屏边县山高沟深，生存环境恶劣，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事实上，过去许多年里，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但多数不算成功。在2010年左右，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农业出发，寻找发展的契机。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适合枇杷种植，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

杨国林记得，当初推行枇杷种植时，村民们不愿意，矛盾一度难以解开。“当时政府出资买苗，政府帮忙种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交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也就是说，村民什么也不用管，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也没时间管理。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种玉米虽收获不多，但当年就能见效，种枇杷3年没收益，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杨国林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广平，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我们动员他起带头作用。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我们告诉他，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完全可以套种玉米。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村里种得最多的，可以卖到10多万，少的也有4、5万。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杨国林说。

“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杨国林说，挂果之后，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术，也缺乏管理的意识，“怎么剪枝，怎么疏果，都要学，但一开始，学的人少，有的人干脆就扔在地里不管，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每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的一次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位村民走到地里，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性。

“树的中心要剪开，透光透气，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还要给侧枝塑性，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

听课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王树元骑着摩托车，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来听。王树元和妻子原本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卖了5万多，妻子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里，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顾孩子。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咨询。

杨国林告诉记者，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养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枇杷收益不错，也能照顾家人，他们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价格不错，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王树元告诉记者，枇杷成熟的时候，山上的沙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车，都是来收枇杷的。

“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收枇杷的车进出比较麻烦，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王树元说。

杨国林种枇杷不多，他种了30多亩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

种果树10年，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不过，他也面临着和王树元他们一样的困难——生产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所以路特别重要。”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要走20分钟左右的沙石路，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准备种猕猴桃时，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花了3万元。这条路修成后，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

杨国林告诉记者，包括树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但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干一天活100块，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卖了15万元左右。

其实，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成本太高了，而且道路没通，即便想投入，也还缺乏条件。

“当前，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田间道路，在我们的规划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从5辆摩托车到20辆小汽车

虽然村里的道路还有待完善，但在杨国林看来，相比10年前，已经好不少了。以前的路都是土路，一遇下雨便泥泞不堪。现在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间的沙石路铺设几乎都已经完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里的车多了，以前，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2018-2019年，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但摩托车完全可以了”。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叫岩羊冲，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已经全村生态搬迁到镇上。

48岁的杨保生，就是搬迁户之一。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妻子去世后，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保生的新家，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楼房也是苗族风格，吊脚楼、米黄墙、木格窗，三居室，两个卧室住人，一个卧室当储物间，客厅向阳，很宽敞。记者注意到，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杨保生告诉记者，是他故意没装的，“这样亮堂、畅快”。

7月10日晚上7点多，在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一场演出正在进行。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送戏下乡”的活动，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

灯光亮起，演员们轮番登场，永胜村的文艺队也演了三个节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芦笙表演。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他不会跳舞，但即兴用苗语朗诵了一首诗：“小康不是等来的，坐在墙边晒太阳不可能小康，要走出去，要干起来……”

A08-A09版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

7月6日，永胜村干沟自然村，熊琼英和她家盖了半拉的房子。儿子陶小友一家在外打工，房子盖了一半，等赚够钱了接着盖。

7月5日6点半钟，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天边刚刚露出微曦，村小学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头牛。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屋顶吊脚，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裸露在外，有些已经磨损了。就在他家的旁边，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青瓦黄墙，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水泥钢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杨国林坐在院子里，捧起水烟筒，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准备早饭，白米饭，地里摘的新鲜蔬菜、一小块腊肉、山上捡来的菌子，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

作为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2000多村民散居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

10年之间，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去年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超出了脱贫的标准。

有人踏出群山，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有人回归故乡，振兴家园。对于他们来说，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

7月9日，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王国敏一起听县里的农技员在田间教授果树管理的知识。几年前，他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将自家的玉米地改种枇杷，今年卖了5万多元，他不打算出去打工了。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母租白”。

母租白是一个“彝语”译名，意为“太阳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后来彝族村民迁徙，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

过去数十年，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在河沟里种稻子。山地贫瘠，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丰产时，亩产不过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颗粒无收。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头，粮食都很紧张，养一头猪，过年杀了，卖几个钱，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里的环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乱建，村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乱跑，到处都是粪便，一下雨，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母租白——“太阳最晚落山”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没人会提起，人们更多用“猪屎村”来称呼这个村子。

2007年，杨国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

2010年，杨国林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回到村里，准备种植枇杷。“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了，不是村里变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人，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结婚后不久，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种棉花。

“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广平说，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对外面的生活不感兴趣。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算账，给人干一年，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永胜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57户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他到每一个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民开会，开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山里的村民们，又该过怎样的生活。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赶了出去。

7月5日，永胜村驻村工作队员任建瑶入户检查村民家里的人居环境状况。她有一份打印的卫星地图，上面标注着村里每家人的位置，这样的图还有7张。

“棉花房”和“半边楼”

不过，反复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盖起来，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赚到钱。”杨国林说。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这也成为了村民们参考的对象，“那几年，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杨国林说，据村里统计，10年来共有500多人外出打工，占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7年过去了，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鲜艳的新式小楼。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阳光接引到室内，屋里窗明几净，现代化的家电一应俱全。

村委会主任熊国清告诉记者，永胜村第一批盖房子的高峰是在2014年，当年红河州启动“美丽家园”计划，鼓励村民改造旧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开始有了余钱。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大多在新疆种棉花，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以颇受欢迎，种棉花赚了钱，回家盖起来房子，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棉花房”。

“村里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国清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已建成的新式小楼，村里还有很多盖到一半的房子，村民们称为“半边楼”。熊国清介绍说：“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自己加盖。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

7月7日，杨祖德家正在改造自家的“半边楼”。杨祖德家有10口人，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打工，2013年，他们推平了原来的土坯房，盖了两层的新房，“花了25万，政府补助了3万，贷款8万，都是兄弟俩打工赚的钱。”杨祖德说。

这幢房子主要是杨祖德夫妻带着几个孙子住。不过，房子并没有完全盖好，还缺个厨房和浴室，今年，杨祖德攒够了钱，打算把厨房和浴室盖起来，顺便再盖一间存放粮食杂物的储物间。

种玉米还是种枇杷，这是个问题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

77岁的王英兰家是特殊困难家庭。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她，儿子儿媳，4个孙子。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意外身亡。尽管有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但儿媳妇外出打工，抚养孙子们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负担仍然极重。

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表示，乡村的振兴，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外出务工确实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妇孺留守等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屏边县山高沟深，生存环境恶劣，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事实上，过去许多年里，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但多数不算成功。在2010年左右，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农业出发，寻找发展的契机。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适合枇杷种植，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

杨国林记得，当初推行枇杷种植时，村民们不愿意，矛盾一度难以解开。“当时政府出资买苗，政府帮忙种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交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也就是说，村民什么也不用管，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也没时间管理。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种玉米虽收获不多，但当年就能见效，种枇杷3年没收益，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杨国林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广平，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我们动员他起带头作用。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我们告诉他，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完全可以套种玉米。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村里种得最多的，可以卖到10多万，少的也有4、5万。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杨国林说。

“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杨国林说，挂果之后，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术，也缺乏管理的意识，“怎么剪枝，怎么疏果，都要学，但一开始，学的人少，有的人干脆就扔在地里不管，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每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的一次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位村民走到地里，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性。

“树的中心要剪开，透光透气，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还要给侧枝塑性，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

听课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王树元骑着摩托车，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来听。王树元和妻子原本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卖了5万多，妻子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里，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顾孩子。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咨询。

杨国林告诉记者，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养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枇杷收益不错，也能照顾家人，他们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价格不错，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王树元告诉记者，枇杷成熟的时候，山上的沙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车，都是来收枇杷的。

“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收枇杷的车进出比较麻烦，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王树元说。

杨国林种枇杷不多，他种了30多亩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

种果树10年，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不过，他也面临着和王树元他们一样的困难——生产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所以路特别重要。”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要走20分钟左右的沙石路，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准备种猕猴桃时，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花了3万元。这条路修成后，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

杨国林告诉记者，包括树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但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干一天活100块，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卖了15万元左右。

其实，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成本太高了，而且道路没通，即便想投入，也还缺乏条件。

“当前，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田间道路，在我们的规划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7月9日，39岁的王广平在自家的枇杷地里干活。此前多年，他一直在外出务工，今年他家的枇杷已经进入挂果期，收入不错，他不再外出打工。

从5辆摩托车到20辆小汽车

虽然村里的道路还有待完善，但在杨国林看来，相比10年前，已经好不少了。以前的路都是土路，一遇下雨便泥泞不堪。现在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间的沙石路铺设几乎都已经完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里的车多了，以前，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2018-2019年，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但摩托车完全可以了”。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叫岩羊冲，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已经全村生态搬迁到镇上。

48岁的杨保生，就是搬迁户之一。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妻子去世后，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保生的新家，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楼房也是苗族风格，吊脚楼、米黄墙、木格窗，三居室，两个卧室住人，一个卧室当储物间，客厅向阳，很宽敞。记者注意到，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杨保生告诉记者，是他故意没装的，“这样亮堂、畅快”。

7月10日晚上7点多，在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一场演出正在进行。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送戏下乡”的活动，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

灯光亮起，演员们轮番登场，永胜村的文艺队也演了三个节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芦笙表演。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他不会跳舞，但即兴用苗语朗诵了一首诗：“小康不是等来的，坐在墙边晒太阳不可能小康，要走出去，要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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