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座百货大楼

一百年，风雨征程。从一艘小小红船发展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如今，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百年华诞。

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沐风栉雨，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越过“急流险滩”，躲过“惊涛骇浪”，而今已踏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宏伟篇章，是一首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瑰丽史诗。

回顾来时奋斗路，鉴照未来奋进路。

在此之际，新京报评论部组织推出“庆祝建党百年系列评论·百年说百”，以“百”破题，以百年成就为切口，鉴史而察今，继往以开来，以期把握现在、启迪未来，汲取继续奋进的智慧和力量。

此为“庆祝建党百年系列评论·百年说百”之七。

优秀的百货公司，常常是城市的地标。

近日，2021年一季度消费市场统计数据出炉。2021年一季度社零总额10.52万亿元，同比增长33.9%，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0.4%，基本生活类和消费升级类商品均呈现较快增长，中高端商品消费增长较快，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爆。部分大型购物中心、奥特莱斯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长15%以上。

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是当下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日渐丰富的消费场所。然而曾几何时，百货大楼是中国人消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消费场所。

随着经济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的消费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正在从以家庭为中心的第二消费时代，向个人化消费的第三消费时代转变。资料图。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琳琅满目的商品，热闹的场景，优秀的百货公司无不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伴随见证城市的发展，引领城市时尚。

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几乎都矗立着一座百货大楼。

爱国工商业人士创办的百货大楼毁于侵略者的战火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3年，上海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新民晚报》刊出一则当时十分罕见的整版“天窗式”广告。这则广告只有醒目的一行黑体字：“西施就要回家了”。

一时间读者们看得不知所云，议论纷纷。

一周后，报纸在同样版面又刊出一则更正式“天窗”，称“上周广告打错一字，是‘先施就要回家了’”。“老上海”们恍然大悟、喜形于色：原来，百货公司的春天回来了。

可以说，成立于20世纪初的先施百货公司、尤其是上海先施的横空出世，真正开启了中国百货商场的“第一个百年”。

绝大多数中国商业史研究者，都将上海先施百货大楼的开业，当作中国新式百货公司的起始标志。

上海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图源上海市档案馆

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新式百货公司筚路蓝缕，艰难发展。

在上海，继先施之后，永安（比先施仅晚开业一年）、大新（全国首家拥有自动扶梯的百货大楼）、新新（全国首个装空调的百货大楼）接二连三出现在南京东路，号称“四大公司”的它们，让旧中国百货业一度出现所谓“十年繁荣”。

在上海以外，天津的中原公司（1926年开业，1928年百货大楼竣工）、南京的中央商场（1936年竣工）等著名百货公司相继开业，引领一时风骚。

尽管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跋扈，但民族资本和爱国工商业人士仍努力自强。

南京中央商场在“九一八”事件后开业。彼时，茅以升等32位各界名流为抵制洋货，以弘扬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相号召，集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纯本土民间股份有限公司式百货商场。

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爱国工商业者和广大民众的努力都陆续被毁于硝烟战火。哈尔滨秋林、上海先施这些百货大楼，没有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百货大楼成为几代人的共同时代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人民服务”、“方便人民群众”为宗旨，一批新的国营百货公司相继开业。

1955年9月诞生了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后更名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大陆首座完全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的现代化大型百货商店。

北延后的王府井步行街新貌。图片来自新京报。

作为“新中国第一店”，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百货公司的一个代表，见证了零售业的成长、发展和改革历程。其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生前是王府井百货商店糖果柜台的一名售货员。为了缩短顾客等待的时间，他钻研改进售货技巧，练就了称重“一抓准”、算账“一口清”的绝活。

精湛的技艺和热情的服务，让张秉贵成为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当时有不少人专门为了欣赏他售货而来逛百货大楼，甚至被称为“燕京第九景”。时至今日，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的广场上还有张秉贵的铜像，他的“一团火”精神也被传承至今。

南京、天津、合肥、汕头……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全国新老中心城市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百货商店，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令新中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从服装、布匹、针线、纽扣到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所有物品都可以在百货大楼买到，在物质不丰裕的时代，各地的百货大楼，成为几代人的共同时代记忆。

百货商店在改革开放中迎来新生

改革开放的东风，让中国百货商店业迎来了新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第一店”王府井百货开始大胆实施“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引领全国一大批“国字号”大型百货企业走上改革、改制的快车道。

与此同时，一大批不同所有制、不同经营方式的大型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据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的数据，1979年，中国大陆经营面积1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大型百货商店仅10家，至1994年已猛增至40家。

在北京，除了老资格的“王府井”和旧貌换新颜的东安商场，天桥、城乡、隆福、燕莎、赛特、复兴、华奥等相继开业，红火一时。

得知要东安市场“闭店”顾客在门前自拍留影。新京报记者吴宁摄

在上海，“先施回家”（在南京东路上重建了名为“先施”的百货公司），“十百改名”（更名“华联百货”并与相邻的“一百”重新唱起对台戏），让南京东路重现当年“四大公司并立”的盛况。

改革开放后的这一轮中国百货商店热潮，和昔日相比有很大不同，除保留传统的购物环境舒适、产品品质优良可靠、“一站式”吃喝玩乐功能集中等特点外，不再“扎堆”于大城市和大城市市中心商圈，而是更注重均衡分配，因地制宜。

改革开放政策，令中国方方面面步入发展快车道，也让中国社会变得焕然一新、丰富多彩。

作为“城市社会最醒目的橱窗”，中国百货商店业也顺应了这一潮流，设施、面貌日新月异，至20世纪末，自动扶梯、中央空调、观景式电梯等当代国际百货大楼“标配”，在中国各大百货公司已经普及。

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多样性这一改革开放的经典标志，在百货商店业也得到鲜明体现。

除了大量民营、个体百货商场的涌现，以1992年武汉“鄂武商”为先河，大量新老大型百货公司相继转制为上市公司。

自1995年上海浦东八佰伴标志性“落地”后，北京华堂等一批外资百货公司也纷纷在华开业。

然而，百货业的蓬勃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进入21世纪初，一些“贪大求洋”的百货大楼盛极而衰、门可罗雀（如名噪一时的“郑州亚细亚”）。

不少经营成本高企、经营灵活性不够的百货公司，在大超市、大卖场、专业性家电城和电商先后两轮“前后夹击”下，收益摊薄，经营一度步履维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海淘”、“跨国购物”已变成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寻常“家务事”，这同样对以“精品消费”为经营重点的百货业，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部分中外、新老百货公司品牌败下阵来，光芒日渐黯淡甚至消失不见。但事实证明，更多百货公司企业、品牌经受住了新挑战、新考验，如凤凰涅槃般重新步入发展高峰。

王府井百货大楼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亮相服贸会。 图/新京报网

积极拥抱数字化新场景，百货企业向阳而生

为了应对新形势，不少百货公司强化“精品店集合体”、“CBD商圈”特色，突出“精准定位”优势；一些经营者变传统的“为居民点配套百货商店”为“围绕百货商圈配套居民点”，实现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互利双赢。

随着数字化时代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百货行业也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布局，借助信息技术的支撑，一些百货集团成功实现转型。

《2020-2021年中国百货零售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虽然给百货企业造成了重创，但是也大大加快了百货企业的转型步伐，各环节数字化进程明显提速，百货企业积极拥抱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并利用各类平台搭建私域流量。

“十四五”规划纲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发展服务消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

百货企业作为零售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应不断优化业态结构，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城市商业规划，继续发挥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百年倏忽而过，昔日的美好梦想已成为今天的美好现实。而未来的美好，也更值得去期待、去努力。

□李厚何（专栏作家）

编辑：陈静 实习生：祁倩倩 校对：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

汪民安：对丰裕痛苦的敏锐洞察(2)

电灯——电灯，是对黑暗和光明轮回的前所未有的干扰。它阻止和打断了这一轮回。它大量地占用了睡眠的时间。电灯将白天拉长，有时候被无限地拉长，它充斥和占领了整个夜晚。夜晚再也不必然归属于睡眠。

《论家用电器》

作者：汪民安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

定价：38.00

汪民安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

手机——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

收音机——收音机也使得耳朵从整个人的社会形象中解脱出来。耳朵，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狡猾的表演道具……声音，通常来自人体的外部，是作为他者强行地闯入你的耳朵中。但是，收音机的声音，你可以控制住它，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这声音的起源。耳朵第一次成为声音的主人，它独立于声音，并从声音那里获得了自由。

电视机——观看电视，仿佛同时置身于两个时空地带：家中的此时此刻，电视事件的此时此刻。电视事件的具体性和观众的具体性发生了错位。电视，将一个人陷入了两种分裂的时空状态中：在家中又不在家中；在事件现场又不在事件现场。

（上接B10版）

我们和西方理论不同步

新京报：多年来你主持和组织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由你主编的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译丛，选入了大量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学者，如阿甘本、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你选则译介的标准是什么？

汪民安：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我曾经和社科院的王逢振先生合作编辑过一套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那套书主要以批评理论为主。就是现在人们不太恰当地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后现代的那些理论著作。你可能不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情况。80年代曾经有过大规模的翻译，但是90年代初期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整个90年代翻译过来的书非常少。我们在那个时候组织翻译了德里达，詹姆逊，赛义德和保罗·德曼等人的著作。那可能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西方学院左派的著作。后来我去大学教书，这套书大概出了30本左右就中断了。这套书选的作品大都是西方七八十年代的著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跟“知识分子图书馆”有连续关系，但是，这套书以2000年后的出版著作为主。这些作者也更年轻一些，是现在正活跃的西方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家。我和丛书的编辑杨全强共同制定的书单中还有更年轻的哲学家，比如梅亚苏、哈曼等等，他们生于六十年代，刚刚作为一个流派崛起。总的来说，在理论出版方面，我们试图做到跟西方同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书及时了解西方当前的理论进展。不过，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太大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仿佛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相信，如果梅亚苏来中国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的话，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会这么说，反过来也是如此。相比文学和艺术而言，理论的隔膜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如果说，经济领域确实有一个全球化进程的话，理论领域却看不到这个趋势。

新京报：这些当代的欧陆著作对中国有何影响？他们能够对中国做出解释吗？中国学者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

汪民安：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运，都会产生其特有的效果。本雅明说过，一本书一旦被翻译，它原有的生命就死掉了。它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生。这些理论著作到底在中国学界获得怎样的新生命？我真的无从判断，因为我看不出来产生了什么明显的影响。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但大体上来说，哲学界和理论界都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热情。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自信了。学术界也越来越自信了，仿佛经济起来了学术就自然起来了。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琢磨，都以为自己在发现重要的中国问题，在寻找重要的中国答案，都要搞各种中国学派。这绝对是一个幻觉——至少，在当代哲学和理论领域，我没有看到太多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理论著作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并不认真对待它们，许多狂妄自大的人还抱有轻蔑之意。

那么，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是否真的有价值呢？如果说，我们总是抱着解释中国问题的实用态度去对待这些著作的话，它们中可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有用，它们以它们的传统为根基。但是，哲学和理论本身充满着魅力，这种魅力甚至是跨文化的。你看，福柯的尖锐，德勒兹的奇诡，德里达的踌躇，它们本身就构成伟大的艺术杰作。我相信敏感的心灵都能对此有所领会。我的朋友吴琼写了一本了不起的关于拉康的著作，拉康完全是超越地域性的。哲学的魅力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性和地域性，要不然，柏拉图或者老庄怎么还能打动我们呢——他们在今天的中国真的没有实用性，他们解释不了中国。

至于中国学者如何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我真的不知道。一种成熟思想的兴起，需要各种机缘。它是历史的巧合。

西方左翼思想的困境

新京报：切格瓦拉已经成为左翼符号被大肆消费，齐泽克这类学术明星也已经成品牌了。博得里亚说，消费社会可以把一切不和谐的东西吸纳进商业循环里。能谈谈西方左翼思想在今天的困境吗？

汪民安：今天，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它好像无往而不胜。越是激烈地对抗它，也越是为它所乐见。齐泽克是反资本主义的旗手，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从资本主义那里所获甚多。他甚至开玩笑地说，那些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学院左派，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垮台，如果真的垮台了，这些知识分子就没有靶子可以攻击了，就面临无事可干乃至失业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会赋予反对它的旗手一个品牌，齐泽克也有意地打造这样一个品牌。他像是在和资本主义上演双簧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齐泽克自己挑明了这一点。他自曝其丑。但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好像又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要知道，其他的知识分子都在拼命地掩盖这一点，都装出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样子。这是他和以前所有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他以自曝其丑的方式再次嘲笑了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面孔。

至于说到西方的左翼思想在政治上的努力，影响最大的当属巴迪欧和齐泽克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说”，他们试图重新将共产主义纳入到他们的目标视野中来。他们的学术声望和勇气使这个一度完全被人遗忘的话题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但是，路径在哪里呢？

新京报：这样说来，反抗有用吗？你对待资本是什么态度？你能否谈谈自己的政治取向。

汪民安：金钱来衡量的人生太没有意思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许多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罪恶就在于它只推崇这种价值观，而且让所有的人都驯服于这种价值观，罕见例外。如果说在今天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的话，那就是超越这种价值观去生活的人，是有意将自己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穷人的人。无数的成功励志的故事都是发财梦的实现，但我特别想听到一个自愿失败的人的故事，一个因为自己失败、潦倒和穷困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故事。但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许多人在批判资本——就像我现在在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不拒绝资本。资本主义会将批判的声音驯化，削弱它们的锋芒，扭转它们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无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是否被资本所吞噬，批判总是比沉默要好，哪怕是虚伪的批判。它们总归是一种意见，会传播开来，会动摇资本主义的那个反动而无趣的价值观。

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好像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取向。没有政治取向就好像不是知识分子似的。总体来说，政治不太有意思。我对所谓的总体政治不敏感，没有总的取向，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我对政治理念这个东西本身持怀疑态度——我无法知道怎样一个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我的印象是没有一个社会是合理的；没有一段历史没有遭到质疑，反过来，没有一段历史没有被美化过。无论这个社会曾经致力于平等，还是这个社会曾经致力于自由。也许，人们永远不会对现有的社会满意，人们总是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社会，至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要做的只是改掉现有社会的显而易见的弊端，因此，指出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其说我对政治感兴趣，不如说，我只是对事件感兴趣。我对每个事件，对具体的事件，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但是，我围绕着这些事件的种种看法，并无法形成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且，我愿意从事件本身出发来表达我的看法，而不是相反，即从一个先在的理念出发来表达我对事件的看法。我不愿意用理念去强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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