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与杨振宁：千里共同途

作者：张曼菱（作家、制片人，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有的人，前面加什么样的缀饰，都不如直呼其名，更具万钧之力，显其伟岸身躯。

简单的三个字：邓稼先，在国人心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某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山河的霹雳光照。

2001年夏，我带摄制组走进邓稼先家，邓夫人许鹿希说，这是她首次接受采访拍摄。

2002年春，我采访杨振宁，这位科学的巨子侃侃而谈，但当说到邓稼先时，神情立刻凝然。

今年9月22日，杨振宁发表了百岁生日演讲，在其中以恳切的深情向国人再提“稼先”：“……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稼先会满意的”，这位科学巨子的灵魂里有着一座圣坛，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他。

这对旷世之友的最后一张合影是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离邓稼先离世没有几天了，杨振宁带了花束去探望。邓稼先对妻子讲：“这是西方的风俗，振宁是来送我的。”

照片上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嘴角渗血，但他依然微笑着。

邓稼先嘱咐夫人将家中一块古砚送给杨振宁，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情谊太大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留下遗言：我死而无憾。

杨振宁在给许鹿希的信上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1949年，杨振宁（左）与邓稼先合影于美国。资料图片

“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现代人说“极简”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可是每听到这个词，我却总是想起邓稼先的家。

那个家，在许鹿希的北大医学部职工宿舍楼里。一所平民大院，进大门毫无遮拦，见到院子里有小孩在玩石头，老太太买菜回来。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这位“两弹”功臣住所的想象。

上楼，是那种老的单元房子。房间毫无修饰，卧室贴着朴素的壁纸。

许鹿希女士，高个子，短发，戴眼镜，从事医学研究，像老北京人一样，穿着朴素的夏装，令我想起“荆钗布裙”这样的传统。她说：“你们拍吧，这个屋子的东西都没有动，还和邓稼先生前的时候一样。”

那天，她特意在那张双人床上铺上了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印着白底蓝花的“首都十大建筑”图案。这是邓稼先为了欢迎杨振宁到家里来，专程与妻子到百货大楼买的。“首都十大建筑”，曾经是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成就。在自己的寒舍里，接待国外来的老友，这就是一种表达：虽家徒四壁，国富强已为慰。

在床的旁边，一张圆桌上，有一部老式电话。许女士说，安装这部电话，当年是为邓稼先有时回到家里，指挥罗布泊那边的工作。有一次他刚回家，那边就出了事情。邓稼先就通过这部电话镇定地告诉人们，关哪里，开哪里，读什么数据，从而避免了一次事故。

邓稼先用过的眼镜、笔筒、茶杯，一一摆在了我们面前，都是有些破损的，像某个中学教师案上常常见到的寻常物件。笔筒是竹节的，茶杯是一个玻璃瓶，用塑料线编的套套着，那时的人们都这样用。许鹿希说，邓稼先带着这个杯子在基地和家之间来来回回。

在客厅的另一面还放了几把镀镍的折叠椅，与沙发相对，围成一圈。许女士说，当年邓稼先的同事们来了，就是在这里开个小会，研究工作。

许鹿希回忆起邓稼先接受任务，与她彻夜倾谈的事。

1958年8月，邓稼先34岁。任务是秘密的，他对妻子交代：我要调动工作了。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他坚定地说：“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那一晚邓稼先再次对她提及昆明，在那个以鸣炮报时的古朴之城，西南联大学子邓稼先，曾亲身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时的惨状。当时中国毫无防空之力，人民任人宰割。这使她意识到，这个任务与国防有关。小家庭的甜蜜岁月从此结束。

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发生过一个偶然的事故，核弹头没有爆炸。为了迅速查找出事故的原因，邓稼先坚持亲自进入实验现场，并且禁止同行者跟随。他只身走进了辐射密集区。

“我不能走！”这是每逢遇到危险时，邓稼先的话。

在许鹿希的相册里，存有两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的照片，左边，高大的就是邓稼先。

直到离开人世，他没有疗养过一天。

1964年夏，一张“母病危”的电报当时没有交给邓稼先，因为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

爆炸成功了，这时电报送到他手上，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送他上飞机，飞往北京。

北京已经沸腾，大街小巷在争抢那一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号外，蘑菇云高高升起的图片，激动着国人的心。

当走进母亲的病房，看到床旁放着一张海报，邓稼先知道，家人已经明白他所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什么了。

听到这些讲述，摄制组凝然了。小屋里回荡着那一股天地之气，民族魂魄，如明镜高悬，可以照见人心，那天的每一个在场者，都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精神的净化。

拍摄结束后，我与摄制组雇用的司机结算费用，他突然激动地说：“不，我不要钱！”第二天他又说：“让我去呀！我替邓稼先去死，让他活着。”

邓稼先的伟烈气概，高尚无华，可以折服世俗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有一颗中国心。

1986年，邓稼先（左）逝世前与杨振宁在医院合影。资料图片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2002年，春和景明，我终于要与杨振宁见面，在清华园一幢优雅的别墅里。

在访谈中，杨振宁贡献的内容太多了，从童年时的清华园讲起，到他的导师，到美国教育。而邓稼先，无疑是他讲述最动情的部分：

邓稼先比我小两岁，我是1922年出生的，他是1924年出生的。他父亲跟我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不过我们小时候在清华园，我不记得见过他。

1936年到1937年我在崇德中学，当时的崇德中学，这个中学现在还在，叫作北京三十一中，在绒线胡同。我在那儿高一念书的时候，他也来了。他比我低两班，他是初二。他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变得非常之熟，他是我最熟的几个朋友之一。

依照他的回忆，我们摄制组到绒线胡同，拍摄了那一幢老的教学楼，紧邻围墙。他和邓稼先经常在大考前，爬到高高的窗台上，用脚顶着对面的墙看书。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家搬到昆明去。后来在1941年，他来了。我们在昆明，他也进了联大，所以我们在昆明又同学了一些时候，然后，我们当然立刻就非常之熟。

他们先后都到美国去留学，邓稼先念得很快：1948年去，1950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许鹿希说，在美国时邓稼先曾得杨振宁的资助。

看年轻时候的合影，邓稼先是一个高大挺拔、英气勃勃的青年人。他们后来又有了另一些合影。这时候的邓稼先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老者，白发苍苍，面有病容，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吃力，而杨振宁依然精悍，目光炯炯。

杨振宁是否预感到，邓稼先严重透支的身体与生命，正在迅速地滑向黑暗的那一边？而祖国的强大，正如日东升。

个体生命的透支的同时，是一个民族站起来了。

那天早晨在清华园的采访，有很多话题回应了许鹿希的介绍。我已胸有成竹。许鹿希讲了一半的故事，须得由杨振宁来讲那“另一半”。

1971年，邓家的小客厅里摆着两只单人沙发，也只能够摆两只。那是为杨振宁来访增添的。几十年阔别，跨洋而来，老友重逢就在这里，他们相对倾谈。

最为激动的是杨振宁，他说在1964年中国试爆了原子弹以后，他立刻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

1971年我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的时候，我到了上海飞机场，那时候我父亲在医院里头，我母亲跟我弟弟妹妹接了我。在飞机场贵宾室里头，就有一个统战部接待我的人问我，杨教授，你这次回来中国探亲访问，你想要看见什么人？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名单，其中当然就有邓稼先。

终于见面了，原来老朋友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简陋的地方，只比上海的亭子间略大一些，和很多普通的人们住在一栋楼，一个院里。

钦佩之情令昔日友谊升华。当杨振宁坐在这简易的沙发上时，他知道这种简洁生活的分量。为了一个从贫穷“挨打”中走出的民族，邓稼先什么都愿意承受。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因缘跨越时空延续着：

那以后，我每次来都看见他。当然，渐渐地我就知道，他不只是对于最早的原子弹的设计，后来对于最早的氢弹的设计，也有重大贡献。而且中国试爆原子弹，氢弹，有不止一次他都是亲自在试爆的地方主持的。

邓稼先（左）与同事在杭州岳王庙“尽忠报国”墙前留影资料图片

杨振宁是这样评价的：“邓稼先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地图。”

两位老友的初次重逢中，有一个重要情节。这就是杨振宁的一问，与邓稼先的一封回信。

我到北京来，1971年见到邓稼先，我起先没有跟他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想，我知道是秘密的。不能随便乱谈的。最后我要上飞机，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快上飞机的时候，我回过头来，跟邓稼先说，我说：“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

他说他的印象没有，不过他说，当然这个组织很大，他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他说他去了解一下再告诉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一个明知“不当问”而忍不住，一个是深知此问并非一般好奇心，乃是一名华夏子孙的叩问，一个高端华人科学家的关切所系。

离开以后，我到了上海，上海市委请我吃饭，我立刻就要离开上海飞回巴黎。吃饭的时候，忽然有人送了一封信来，这信就是邓稼先写的。因为他回去研究了一下之后，给我写了封信。

邓稼先郑重对待，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及时回答了杨振宁。这是由专人乘机送到上海的。

他写了封信，说是他已经向有关当局问了，中国的原子弹除了最早有苏联的少数的帮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我是突然收到这封信的，这给了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激动，所以我当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个宴会上的主宾突然泪流满面。杨振宁当即离席，到洗手间去了。感动之中，也包含了老友与祖国对他的坦诚与信任。他满载而归。

阔别多年后，老友还是老友，祖国已经振兴。这第一次归国的交锋，就使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敞开心扉，进入了最深层的交流。从此，他们的默契，铸成后半生情谊的相互支持。

邓稼先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古语曰：英雄惜英雄。像这样的知己体贴之情，也只有杨振宁能够写出：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多年后再次登门，杨振宁的心中克制着一个世纪的情感风暴。他又来到这间小屋时，友人走了，人去楼空。他手执张爱萍所书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白布，站在小屋的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倾注了他的崇敬追思。

为什么杨振宁要这样执着地思念并不断地来到老友身边？

我以为，杨武之先生是一直在期待儿子归国的，而在父亲之外，邓稼先成为他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精神血脉与归途指引。“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对老友的赞誉，是发自深心的，这也成为杨振宁用来要求自己的楷模。

那次在清华园的采访，大大地延时了，从九点半直至中午十二点。杨振宁说：“继续，只是要给夫人打个电话，让她先吃饭，不要等。”

结束时，已经是一点半了。杨振宁与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一一合影，显然他心情畅快。

对于这次采访，他自己也很满意，曾通过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克琦转达，让我在整理出来后，给他一个备份。

以上的故事情节，我都编入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于2003年4月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反响强烈。

通过沈先生，寄了《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到美国，杨振宁复信：

克琦兄：

感谢寄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电视片，是很好的，有意义的纪录片。会有正面影响。

匆祝

近好

振宁

2003年5月16日

中兴业，须人杰

杨振宁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人杰”这个词，因李清照《夏日绝句》而流传：“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溯其源，有几个出处。《文子·上礼》：“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史记·高祖本纪》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

“生当作人杰”，李清照气贯长虹的一句诗，照耀中华千古史，激励世代英雄才。

1937年夏，日寇进北京。“一代文化托命人”陈寅恪的父亲，为抗国耻，绝粒而亡，“死亦为鬼雄”。屈原辞赋中早有“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名句，古人认为，一种坚强的精神是不会消亡的，它将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传递下去。

众多大学学者教员，则怀着“国破决不苟安”的情操，告别安谧校园与家庭，义无反顾地撤出北京，南下建校。撤至昆明后，西南联大一面弦歌不辍，一面又选择了四川边地上的一个穷乡僻壤——叙永，作为撤离地。这表明了联大人与日寇不共戴天的气概，和“不肯过江东”的志节。

在联大校歌中唱出了“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从此将“人杰”定位于能够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人。

人杰并非圣贤，“古来圣贤皆寂寞”。中国古来的圣者只是“立言”“诲人”。而“人杰”则是行动者，是成大事立大业的人。他们有轰轰烈烈的、改变无数人命运与历史的大作为。中华对于人杰，无论过去、现在，都远比“无过失”的圣贤更为渴切。

西南联大的“人杰观”，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在渴望用“现代化”拯救中国的战火耕读中形成的，带着民族生存的紧迫感。因此，强大的行动能力与紧迫感，是人杰的又一品格。

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所长，由于战争的影响，研究取得成就甚微。他写道：“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这一段话，预见到了在日寇欺凌下的中国人民与战时大学，必定会培育出一代新人，强者，将会使这段悲惨历史，化作一股强国的力量。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表彰23位对“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杰出贡献者，在这23名元勋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

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20多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子邓稼先。

火箭专家王希季曾回忆说：“当年我们还要学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跑警报那个地方，上课是不上的，回来补。自己跑警报，你带的东西可以做作业。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上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因为中国的弱，被日本人一炸——云南挨炸的惨象你们可能根本不清楚，简直非常惨。所以就加强学习，要自强。那个时候跑警报，电灯也没有，有时就断电，但是学习不间断。”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昆明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景：一开始，昆明的老百姓们没有见过飞机，人们扶老携幼，仰头观望。天空传来狰狞笑声，飞行员拉开舱盖，点射人群。

父亲惨痛地说：“就像打苍蝇一样啊！”

一声声痛叫，一个个人倒地，血流遍地，人们惊吓万分地散去。但飞机低飞，追逐人群，甚至追逐个人，在惊呼惨叫声中不断射击。日军把射杀中国人当作玩游戏，发出得意忘形、疯狂邪恶的笑声。直到“玩”累了，才拉高飞起，去完成投弹任务。

大街小巷，地上躺满了死去和受伤的人们，一家家亲人围绕哭泣，凄惨无比。

父亲说，凄惨的不只是人死了，而是死得如此可怜，在日本人面前真如蝼蚁一般。痛恨啊！痛恨的不只是日本人夺去同胞性命，更是不拿中国人当人，在屠杀之前要把你捉弄够侮辱够，要灭绝一个民族反抗的斗志。

这种点射式的杀人，意在恐吓。凡是看见过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无不痛恨得咬牙切齿，这是要灭绝我们这个民族啊。

抗日战争的惨烈，给西南联大的学子留下了终身影响，从而奠定了他们的毕生志向，为什么而读书？为什么去奋斗？这种志向是那一代学子身上最珍贵的品质，使他们成为这个民族可以依靠的栋梁之材。

杨振宁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在1986年之前，国家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为了追赶时间，让中国获得强大的国防实力，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舍其一生。这才有了杨振宁在文章《邓稼先》中写到的那些改变民族历史的时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在邓稼先那间小屋里，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邓稼先出差杭州时，站在“尽忠报国”的古墙前拍的。许鹿希说，邓稼先一向不喜欢拍照，可这张照片却是他主动拉着同事去拍的。站在那古意盎然的四个字前的邓稼先，显得苍老甚至有些龙钟。他的青春与智慧，生命与年华都融入了这四个字——“尽忠报国”。

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是与它的文化精神凝聚力密不可分的。它是靠着历代的人们对这个民族的挚爱和信念，自觉地付出与献身，来维持前行的。

杨振宁比较过中美两国的“原子弹之父”：

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人杰”具有强大的中华文化含量。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之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人才”与“人杰”之间，有很大差距。“人才”，有可与“市场”接轨的价值，有一技之长，或数技之能；而“人杰”须有顶天立地的人格、百折不回的气概、宠辱不惊的气质、洞察时代穿透历史的慧眼，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铮铮铁骨。

苦难的中国，是人杰辈出的国度。这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

邓稼先所代表的，是整整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不会想到要向国家索取什么条件，只要允许他们为这个民族完成伟大复兴的心愿，他们就会满足，而得其所哉。

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非常时期，从事核试验，意味着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成果记载，从科学界中消失；意味着不能与家人团圆，不能与亲友联系；意味最彻底的奉献。

金风送爽，蓝天是如此美丽澄明，看着蓝天下儿童们欢乐地嬉戏，人们是否能想起邓稼先他们那一代英杰的大爱？

作为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中国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与那些伟大的献身者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选自《聆听——西南联大学人访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中资料来源：中华书局线上《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及杨振宁文章《邓稼先》）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旧朝遗民与新仕贰臣的交往

作者丨张佐良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遗民与贰臣群体，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由于仕隐殊途，遗民与贰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绝。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遗民和贰臣群体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同时，在看似界限分明的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对前朝的怀恋、对自身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忧虑，使遗民和贰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鸣。两者之间的疏离或交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本文主要考察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的交往，以略窥清初遗民与贰臣群体互动之一斑。

孙奇逢与张缙彦的交往

孙奇逢

（1585～1675）

，字启泰，号锺元，直隶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徵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年轻时以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明天启年间，孙奇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与鹿正、张果中等倾力营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明末社会动荡，战事纷起。孙奇逢编练乡勇，结寨自保，多次击退入侵之敌。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清军入关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顺治六年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辉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率子弟耕读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张缙彦

（1599～1670）

，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人。明天启元年举人，崇祯四年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县令，任内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因政绩卓著，行取入京，历任户部浙江司主事、边饷郎中、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崇祯十六年，被崇祯帝超擢为兵部尚书。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张缙彦逃归新乡，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在清朝和南明政权之间摇摆不定。

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清廷以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为山东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员，张缙彦因“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顺治朝后期，南北党争激烈。

本文出处：《清史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疏劾张缙彦，称其“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张缙彦在流徙十年后，终老于宁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闻名京畿。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顺治二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孙奇逢亦坚辞不就。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坞、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孙奇逢为其祖门生，两人有世好之谊。薛所蕴在孙奇逢南迁之际，曾于“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过书信或子弟过视相交，直到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见。

孙奇逢称，“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尘外之交”。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后，方与豫北地方士人产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过访新乡诸友。张缙彦顺治三年降清，顺治十年起用，其间多里居新乡，且与薛所蕴、王铎等贰臣过从甚密。就笔者目及史料来看，尚未发现孙奇逢与张缙彦相见的文献记载，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顺治十一年五月，孙奇逢过访山东友人。他在给时任山东右布政使张缙彦的信中说：“入鲁郊，无地无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详。尹彦明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学者存心，利济便是行道。’念庵谓‘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齐鲁，能令齐鲁大夫相观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远矣。人谓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谓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孙奇逢入鲁观政，对张缙彦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较赞赏的。

顺治十三年，张缙彦任浙江左布政使时，孙奇逢曾致信请其为茅元仪遗属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与张方伯坦公》云：“自壬辰岁夏，苏孺人送其女北来，与其仆姚文炜约明年来视，以便图归。今五年矣，杳无音耗。主母屡有谕帖，总若罔闻。此分庄产，茅总戎族党姻戚，公议立单，府县批照：‘嫁女养孀。’弟辞其嫁女之半，留一半为养孀之资。今一出门，仆利其有，悍然不顾主母之命，终置孺人于何地乎？苏孺人忍死为总戎立节，此田不存，何以终老？闻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苏氏一呈，并原册，乞仁台付本县一查，催令文炜来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奇逢称，“予山居病废，先生

（张缙彦）

雅意贫交，一岁中书常三四至焉”。可见，在张缙彦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二人仍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孙奇逢对张缙彦的才华与学识颇为称赏，在为张缙彦主纂《新乡县志》所做的序中称，“新乡坦公先生，所称具识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虽奉豫中承贾公檄，实出先生之手，酌旧志之所详略，而一衷于道理，既无所遗，又无所滥，洋洋乎大观也哉！史家首推班马，尝考迁自作《史记》，恣所欲言，而固奉诏为《汉书》，不无避忌。迁文豪侠，而固谨细，固其所也。先生今日无功令迫于上，无子孙陈情于下，恣所欲言，则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风俗之厚朴而简重，得托先生行世以传久远，无疑也”。孙奇逢曾认为，史志纂修者应求实、“具识力而文章”。以此标准来看，他对张缙彦所撰《新乡县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张缙彦在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为孙奇逢刊刻《游谱》《答问》等著述，此外，他还移书力劝孙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孙奇逢自撰《岁寒居年谱》记当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云：“河南巡抚贾公汉复聘修《河南通志》。郡县致抚军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辞。方伯桑公芸、巡宪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在《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载了此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报赵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见托。若以治弟为有学有识之人，故相属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长，兼之聋瞆衰迟，心思散乱，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经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执鞭有心，佐筹无力，自谅此非诳语也。幸老父母婉为之辞。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询之谊，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预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报辉令》云：“恭承抚台老公祖惠己及门，既无坐受于家之礼，而病未脱体，又不能展叩阶求见之忱。坐是踌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见来文，无所据以为辞，敬拜还花币，唯老父母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简王蓼航》称，“抚军至辉，俨然花币辱临，以纂修《通志》相属，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应其聘，不可不一往见，以答其谊。无奈连日痢转甚，前之不能见按居时，犹无病，今病矣，益艰于见抚君。先后定当相会，倘语次及之，望为弟婉辞，及不能趋谒之状，恳恳不尽”。

二十五日，孙奇逢称“客有谓：‘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也？’予曰：‘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历十年，七誊稿，犹得同人赞助。事甫竣，还滋遗且滥之惧。仆识暗、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虑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责。情面难破，好恶易徇，一为清议所短，必招鬼神所罚，凛乎可惧。予固熟筹之矣’”。

孙奇逢后来说：“会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为托，予虑不胜任辞之至再”，张缙彦言：“先生则移书教予，曰：‘此系河洛渊源，辞何为也？’”孙奇逢回复称：“予乌乎无辞？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孙文忠修高阳志，亦十余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识力为何如也，知予识暗力薄，衰老不文，辞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述了与诸人关于坚辞修志的过程，而对与张缙彦的书信往来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蕴。流徙宁古塔之际，张缙彦对孙奇逢念念不忘，曾与好友讲论孙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记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苏门山，与坦公邻，并直指陈君曾物色蓟州李进士欲闻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荐云。”

也就是说，张缙彦曾向顺天巡按御史陈棐举荐孙奇逢，陈遂“以山林隐逸荐” 之于清廷。方拱乾诗云：“几年魂梦说徵君，避地今闻柘影分。三聘无车容束帛，百泉有鹤守遗文。妻儿败囷躬耕粟，弟子荒冈饿骨坟。落落河汾关底事，飘风只羡在山云。”“荐剡曾同李进士，蓟门人尚说公车。母存代妇亲供爨，儿长耕田罢读书。终日麻衣何处泪？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节苦身无恙，转笑西山蕨不如。” 从上面两首诗中，亦能略窥张缙彦与孙奇逢的交往与情谊。

孙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孙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卫地“俗本仁厚，素称君子之乡”。顺治七年，孙奇逢迁居辉县夏峰，入卫地，识卫人，对春秋卫大夫蘧伯玉尤为景仰，赞誉有加，认为其具有寡过自省、出处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称“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孙奇逢晚年潜心研《易》，对其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独有心得，认为“孔子教人学易，都只是要将爻象实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释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释先号后笑，便要君子出处语默，如金如兰；如释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如释劳谦有终，便要君子德盛礼恭，不伐不得”。

孙奇逢认为君子还应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君子乐天知命。他认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违，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惟其所值，有顺受而已。乐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乐天”。《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孙奇逢称此为“人生最安乐之事”。二是君子自强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孙奇逢认为，“一有息，便与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愤之所由发也。时习而悦，好古有获，即乐矣。乐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将至。子之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学，所谓孔颜乐处，正在好学而已。三是君子坦荡荡。孟子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孙奇逢认为，“世间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荡荡。有一种最受苦人，小人长戚戚。君子何以坦荡荡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极，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长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极，所谓牿之反复，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凛乎可畏哉！” 君子仁义之德涵养于内，温厚之态生发于外，四体充盈德性光辉。所谓“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气象。

孙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说，“儒之纯，肇自孔子”，“纯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纯者也。小人亦曰儒，谓其规模狭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气，然霸又足以伤醇。禅儒足以销霸气，而禅又足以蚀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圣人，独孔子太和元气而集大成，均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称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数人而已。” 孙奇逢不轻以君子儒许人，亦见君子儒修习之难与品格之高。

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他认为，欲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说：“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天命之性浑成无间”，“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厉，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明，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贵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他指出，“学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孙奇逢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 ，“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至矣”。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于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孙奇逢订《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孙奇逢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为鉴，告诫君子躬行谨行，“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时，劝说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节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孙奇逢以遗民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结果。

孙奇逢晚年效法先贤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日思所以报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劝人为善一事。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即素不相闻之人，有过访而见问者，无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爱我者，谓交不可滥，心感而志之。然有人来过而问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阳抑阴，化小人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与。此九十岁老人之婆心也”。孙奇逢“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他不仅自己愿为君子，还希望天下人皆为君子，立己达人，实有古君子风范。

（二）极重友道

孙奇逢一生“以友朋为性命”，自称“余自十八岁赴公车，便以亲师取友为事”，晚年更是多次说：“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今近八十矣，离友朋之乐，无乐也”；“仆平生无他嗜好，独以友朋为性命”。

孙奇逢对儒门友道体悟颇深，认为“‘友直、友谅、友多闻’，孔子尝言之矣。盖一身之成败得失，举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严其人。然直谅不合人亲，多闻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数数见之，而我不能急与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时，“以一身为天下，以一日为万世，则固有大者存也。在当日，不觉其所关于天下万世者何在，在天下万世后自觉之。总之，有见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万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学于己者而诲于人，师友之兴从此始。千余年而有濂洛，师友之道一光矣。又数百年而有阳明，及门之盛，几数千人，且多贤者，师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当日孔孟之不厌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万世者耳！”

对于友道的重要性，孙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须借师友，所以师等君亲友，为五伦之一”，“学人自立甚难，因无丽泽之益，非谓友尽乏直谅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师友”，若“生无师友，则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实师友，鲜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辅仁，元公所以言长无师友则愚。今人不知师友所关重大，总由不求自己学问进益耳”。

孙奇逢认为，友朋相交，特别是对师友而言，须以道义为准则。他说：“师云友云，为其以道义相切劘也。离道义无师友之事，离道义无师友之言。师友因学而立名，学因师友而成德。不知学，恶知师友。”孙奇逢在《范箕生笺古人交》序中称：“余读古人交，未尝不掩卷叹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转眼若不相识，且挤之而下石焉者！’”。

有鉴于此，孙奇逢提出，朋友当以义合，“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他指出，朋友是五伦之一，友道关乎五伦，“盖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备之，方能出而问天下士。亲见其人之可交也，然后通名姓、具拜问、告祖父，而缔盟好。属之以人伦之重，而托以终身之业。故不明于五伦，而欲善一伦，未见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关五伦，而欲以敦友伦，未见其尽善也”。

“以友朋为乐”，孙奇逢视为人生三乐之一，自谓“老夫生平无他嗜好，少年以俱存无故为乐，壮年以兄弟友朋为乐，老来以儿孙师弟为乐。此三乐者，真无穷极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无水亦可乐。然我之所谓朋者，固非泛泛，须一种有识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轻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孙奇逢与“同人常过我兼山堂者，联为十人社。阳武三：赵锦帆、卢禹鼎、张含睿；新乡四：刘一六、郭公望、任联璧、周显成；汲县二：苏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论友朋之益，曰：“杨晋庵谓两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夫子虽不愠于人不知，而朋来自远，乐多贤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问可知”。

与匿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一般遗民不同，孙奇逢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说：“子之爱我也至矣。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佣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乐者为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三）存续道统

当明清鼎革之际，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奇逢等“有志之士，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孙奇逢认为，“人生第一要务，莫要于明学。学之不明，则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与谁共理？天下未有无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学也者，兴贤致理之要术也。有一分学问，方做得一分事业。有十分学问，方做得十分事业。由求必不能为颜曾，萧曹必不能为俨吕。天德王道，总之在学术上取齐”。

时人称孙奇逢，“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虽“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当世，爰欲传道于来兹”。孙奇逢在《复崔承一书》中称，“自江村没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绝之一线，三十余年颠蹶困惫者屡矣”。孤力肩承，实以难得其人。后识张沐、汤斌二子，孙奇逢寄予厚望。在与汤斌书中称，“师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灯烛光，空山自寂寞。举世如鸡群，子也云中鹤。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孙奇逢《复汤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独承之担，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轻快何言？然仆身轻了一分，未免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传道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清初遗民致力于存续儒家道统，而复兴民族文化尚须借助强有力之推动者。孙奇逢称，“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犹易，为晋卿、平仲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远不具论，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商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在孙奇逢看来，宋元之际理学名儒的出处，事关少数民族统治下中原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许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传统文化，即“道行”；刘因隐居意在维护儒家道统尊严，即“道尊”。二者相较，为“道尊”易，为“道行”难。因此，他认为不宜对出为尊官的姚枢、许衡过分苛求，因“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孙奇逢论宋元之际，正所以见明清之际。他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自觉如元之刘因出则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学官僚身上，称“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图其所难耳”，“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

康熙六年以后，孙奇逢敏锐地觉察到，时势变化对理学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说：“闻庙堂诸老深心学问，不减姚许当年”，“迩来宰相而下，谈学者不乏人，此亦气运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孙奇逢称，“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 。孙奇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实现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推动以儒家传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结语

除张缙彦外，孙奇逢与钱谦益、龚鼎孳、王永吉、吴伟业、刘正宗、戴明说、刘馀佑、孙承泽、薛所蕴、柳寅东、张凤翔等清初贰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并未明言对其大节的具体看法。孙奇逢所撰《理学宗传》，序列历代大儒，独遗宋之吴澄。孙奇逢认为，“吴草庐谓诸葛孔明为行不著习不察之人。余谓孔明舍孙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庐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为不著不察”。

由此来看，他对贰臣忠义名节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孙奇逢曾自称，“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树遁世之藩篱，差慰藏拙之门户”，“长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处世方式，使其能够站在传承光大中原传统文化的立场高度，用包容和积极的心态与贰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对道行的期盼。

清人称，孙奇逢“辟室苏门，为讲学名山之计”，“而圣道自此明，绝学自此续，周程张朱而后，以一身膺理学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我朝圣教昌明，先生讲学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7辑》，原标题为“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张佐良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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