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两膺上将”洪学智之子、吉林原省长洪虎
1988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新中国第二次授衔仪式,17位将军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75岁的洪学智是位列第一名的上将。
这是洪学智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次是在1955年9月27日,同在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洪学智等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在新中国历史上,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仅洪学智一人,他也被称为“两膺上将”。“父亲两次获得上将军衔,其实是我们军队军衔制改革的结果,与当时特定的国情、军情有关系。”近日,洪学智长子、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在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说。
洪虎
洪学智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指挥渡海战役,解放海南岛。1950年10月洪学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2月,洪学智任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1956年12月任原总后勤部部长。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因受彭德怀冤案影响,洪学智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18年,1977年回京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80年1月,他再次出任原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90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也被称为我军现代后勤的奠基人与开拓者,2006年在北京逝世。
近日,军旅作家张子影历经8年实地调研创作的文学传记《洪学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完整再现了洪学智长达77年的军旅生涯。洪学智之子洪虎在新书出版之际,接受了新京报独家专访。
洪虎1940年出生于革命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成长,改革开放后任职原国家体改委,1998年后出任吉林省省长。
洪学智有八个子女,洪虎陪伴他时间最长、最了解他。“他常告诫我们,一定要按规矩办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你们不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铺桥搭路,你们的路要自己走。”洪虎说。
谈文学传记《洪学智》
“文史兼顾,精准还原了父亲的一生”
新京报 :领导人传记书写一般要得到家属的大力支持。你们和作者张子影是如何配合的?
洪虎 :父亲在世时,2002年他自己已经写了一本回忆录,当时销量很大,史料性很强,读者主要是对军史感兴趣的人。父亲逝世后,金盾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人来调研、搜集资料,决定出版一部父亲的文学传记,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朱冬生推荐了军旅作家张子影。
张子影很努力,下了很大功夫,采访了很多人,包括我的母亲、我和我弟弟妹妹等,最终用8年时间创作出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我们全家人都很支持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原始资料,还原了大量历史细节。
新京报 :作为文学传记,你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呢?
洪虎 :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可读性强,内容史料翔实,情节生动,跌宕起伏,很有故事性。二是可信性高。作者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书写尊重历史,所有的内容都有历史依据,凡是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一些很细腻的场景可能会出现虚构、想象,但符合当年的情景。总体来看,这部传记文史兼顾,精准还原了父亲的一生。
谈“两膺上将”
“和我们国家两次实行军衔制的历史有关系”
新京报 :父亲洪学智两次获得新中国的上将军衔,非常罕见。经过是怎样的?
洪虎 :我父亲是国内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这是他一个很传奇的经历。但两次被授上将,它不是说在原来上将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上将,而是和我们国家两次实行军衔制的历史有关系。
1955年,我们国家首次实行军衔制,军衔的设置受前苏联的影响。第一批授衔的有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我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为实行官兵一致,国家宣布取消军衔制。经历“文革”,到1988年,时隔33年后国家又决定恢复军衔制。第二次授衔时,中央军委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1988年,父亲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所以有两次获得同一衔位的机会。
新京报 :他如何看待这些荣誉?
洪虎 :父亲对荣誉看得很淡。他曾说,“这主要是由国家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
谈后勤建设
“通过朝鲜战争逐步认识到现代后勤工作的重要性”
新京报 :父亲洪学智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长,他也被称为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你怎么理解?
洪虎 :1950年,父亲协助彭德怀司令员进入朝鲜作战,以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身份分管司令部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当时志愿军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是东北军区的后勤部负责组织后勤保障。几次战役打下来,发现后勤保障跟不上,我们的士兵是自背干粮、弹药,只能维持5至7天的战斗。但这场战争美国强大的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战争不仅限于两军接触,而且能深入我军后方进行袭击、轰炸,破坏我们的运输线。
此外,供应方式也转变了。过去国内作战,走群众路线,给养基本上是取之于民,打仗在什么战区,就在附近组织老百姓供应粮食。武器装备主要是取之于敌,缴获了敌人什么装备,就用什么装备。但这种方式在陌生的朝鲜失效了,缴获的美国装备与我们和朝鲜人民军使用的装备不配套,维修也没有相应零件,需要自己组织武器弹药、粮草的供应。
1951年5月,志愿军决定组建自己的后勤体系,由父亲分管,并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员。为了对付敌人对我方交通线进行地毯式轰炸,父亲组织后勤部队展开“反破坏”斗争,组建战斗化的后勤,用武装手段保证供应。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建立了一条打不垮、炸不断、冲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
新京报 :这是不是说,后勤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
洪虎 :是,之前作战还没有这个概念,通过朝鲜战争逐步认识到现代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后勤工作不仅是现实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战斗力持续生成的重要保障。1956年父亲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新京报 :父亲洪学智1980年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长后,对现代后勤做了哪些工作?
洪虎 :1980年父亲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长后,他根据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他还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组织领导进行边海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
谈担任吉林省长
“中组部找我谈过话之后,父亲才知道我要去吉林工作”
新京报 :1998年,你到父亲洪学智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吉林省任职,有压力吗?
洪虎 :改革开放后,我从青海调任国家体改委工作,1998年中央决定我去吉林担任省长。对于我来说,当省长本身就是一个压力。
在当时的吉林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我直言,我没当过一把手,只当过副手、助手,缺乏主政一方的经验;我在企业干过,在国务院部门工作过,但没有在地方工作过,缺少地方工作经验。我对宏观经济比较熟悉,但没有做过农村、农业、农民“三农”工作,这是我的短板弱项,亟需弥补增强。只有把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才对得起吉林人民。
新京报 :他知道你去担任吉林省长,有没有对你的工作做一些指导?
洪虎 :中组部找我谈过话之后,父亲才知道我要去吉林工作。他曾多次和我讲过,要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不图名、不图利。知道我要去吉林后,他要我关注吉林的几件事情。
第一是1936年吉林市修建的丰满水库。丰满水库修建时受技术条件限制,他总是担心时间久了可能垮坝,丰满水库的水是顶在吉林人民头上的一个大水盆,一旦出问题,吉林、长春可能都要受影响。他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注意。第二他关心吉林的粮食发展,作为全国的粮食供应基地,吉林应该怎么样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应。
2002年,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到吉林考察,看到长春变化很大,很是惊叹。他叮嘱我说,“长春变化很大,看了让人高兴。我在吉林工作了18年,对吉林很有感情。你要多为吉林做点实事、好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洪学智与洪虎
新京报 :父亲洪学智为什么生前一直关注着四平烈士陵园和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建设?
洪虎 :父亲对四平的感情很深,四战四平,他三次都参与了,有一次还是前线总指挥。他从苏北带去的很多人都牺牲在了四平,他念念不忘。
我去吉林前,父亲叮嘱我们把四平烈士陵园修好,把四平战役纪念馆建起来。结果四平烈士陵园比较早地修起来了,战役纪念馆因为当时吉林省财政比较困难,就耽误了。
新京报: 他有批评过你吗?
洪虎 :2004年,父亲生病住在301医院,当时我还担任吉林省长。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和吉林省政府秘书长马俊清一起去医院看他。马俊清曾任四平市委书记,我们一进病房,父亲就说,“马书记你是个好人,你在四平任书记的时候,把四平烈士陵园给修好了。但是洪虎你担任吉林省省长,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把四平战役纪念馆建成,你这个省长是怎么当的?”
马俊清就给我打圆场,因为他知道四平烈士纪念陵园和四平战役纪念馆的问题在哪里。后来过了几天,时任省委副书记全哲洙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父亲就跟全哲洙讲,“全书记,前几天我跟洪虎说的那个话,不是对我儿子说的,我是对吉林省省长说的。”后来回来全哲洙就跟我传达了,我就知道父亲心中对这个事非常在意的。2005年,我已经离开了吉林省,在吉林省几届政府的努力下,四平战役纪念馆终于建成。
1946年四平保卫战胜利后,陶铸曾送给父亲一条毛毯,父母始终把它带在身边,舍不得使用。1968年,我要结婚了,他们把这条珍贵的毛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们。我们把这条毛毯送给纪念馆收藏了。
谈父亲影响
“你们不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铺桥搭路,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新京报 :你认为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洪虎 :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一直都是身教重于言传。这种教育是日积月累的,而不是一两次谈话就幡然醒悟的,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上学时我们都住校,星期天才回去,接触也不是特别多。但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比如吃饭时不能有剩饭,饭菜掉到桌子上他都会粘起来吃掉。
对我来说,1959年以后他被下放吉林18年,包括文革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对我教育很深刻。父亲生前,很多事情不愿意讲,一些事我们也是在他退下来后写回忆录时才知道。他对同事真诚相待,一生坚持讲真话,从不落井下石等等优秀品质,一直影响着我。
新京报 :1960年他被下放吉林前,曾召集全家人谈话?
洪虎 :那是1960年4月,我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上大二。一天晚饭后,父亲和母亲召集我们所有的孩子开了家庭会议,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去向做了安排。我与姐姐洪醒华、妹妹洪彦和洪炜、弟弟洪豹和洪晓狮等继续留在北京上学,还在上幼儿园的洪阳、洪菁随他们去长春。
父亲对我们说,人这一生很漫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人生的起落。现在你们处于上学这个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好好学习,既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自立。
新京报 :他有和你特别叮嘱什么吗?
洪虎 :晚上他又把我加到他书房,和我谈了很久。他说,他现在犯了错误,工作有变动,但从军队转到地方,还有工作岗位,还可以继续为革命奉献。政治上的东西他不好给我讲,但他告诉我处世之道,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把人性、事物想得太单纯、简单。他也不要我对他的事情评头论足,他从来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父亲还让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要认真做人,好好做事,独立生活。以后我每个周末都骑着自行车,去弟弟妹妹的学校看他们。其实,当时自己还是太年轻,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父亲的平静和镇定让我感觉到他内心的强大力量。
新京报 :这对你的工作生活有影响吗?他如何看待自己这段经历?
洪虎 :受父亲的事情影响,我入党时间推迟了,毕业后也没能参军。我先是在吉林后调任青海工作,每年探亲家我都会去看看父母。在吉林,父亲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工作上,从未有过什么抱怨。1977年8月,父亲结束了18年的东北生活,被调回北京,重新回到军队任职。
对于这18年的遭遇,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真理,坚持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
新京报 :他对你们子女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洪虎 :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一些干部子女下海经商,利用手上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指标倒买倒卖,社会上反响很大。他就告诫我们,一定要按规矩办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你们不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铺桥搭路,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们全家聚在一起,他特意叮嘱说,如今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形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跟着进来,你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做有损党、有损人民的事。决不能让我们有损这个光荣的革命之家。
新京报 :你退休后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对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洪虎 :2013年我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退下来后,就办理了退休手续。我是从1963年参加工作的,整整为祖国工作了50年。退休了意味着履行国家法定的劳动义务的终止,但不等于说劳动权利终止,更不等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终止,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意愿始终不变。未来,我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喜好选择,在力所不及范围内,去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情。
《洪学智》作者张子影眼中的洪学智一家
"他们是见过风雨的人,一切都看得很淡、很从容"
“在创作《洪学智》的过程中,我与张文阿姨、他们的子女都多次接触过。洪虎作为长子,与父亲洪学智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在采访、调研的过程中,有需要的地方洪虎省长都尽力去协调,帮助搜集资料,但他们从来不会对我的写作进行干涉,给我充分的自由和独立,让我自己去判断、深入了解洪老的一生。他们对洪老的坦荡一生,充满了信任。
我听一位出版社老师讲过,有一次他去洪老家里商谈《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的出版细节,洪老留他在家里吃饭。当时洪虎已担任吉林省长,吃饭的时候,洪虎就一直站在洪老的身边,给客人倒酒。洪老认为,洪虎是晚辈,是孩子,来家里的都是客人,晚辈必须站着倒酒招呼客人。
洪虎在担任吉林省长的时候,洪老对他多有叮嘱,特别交代他要关注丰满大坝的安全情况。这不仅仅是父亲对儿子的叮嘱,更是前任领导人对后一任地方父母官的叮嘱。
洪老的人格魅力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孩子们,他们不张扬,其他子女也没有涉足官场、商场,只是安静地做人、做学问。我见过洪虎省长很多次,他从来都是很朴实,衣着普通。我跟着洪家的几位大姐出门,她们天热还随身带着扇子。吃饭的时候,洪虎省长买单,姐姐们就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带回去。他们是见过风雨的人,一切都看得很淡、很从容,他们活得纯粹、坦然。”
——《洪学智》作者、著名军旅作家张子影
记者 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 陈荻雁
长武扶贫扶志先进典型|不忘农民苦·心系贫困户——洪家镇孟斌先进事迹
孟斌,男,汉族,长武县洪家镇长灵村人,198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咸阳师院毕业,大专学历。2003年10月在长武县丁家镇中学教书,2004年10月调入咸阳市北区供热公司工作。
作为从长武县农家走出的一名年轻党员,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在教师岗位还是在供热企业工作,都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工作中有胆识、有魄力。
2012年,年仅28岁的他不幸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但他对生活、工作信心依旧,始终怀有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激情,不抱怨、不气馁,干事仍然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经过几年精心治疗,花去60多万元治疗费用,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开支。但他没有被病魔吓到,身体状态稍有恢复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自谋发展。经过大量市场调研,结合家乡的实际,他决定回乡发展黄花种植产业。
在2016年事业发展起步阶段,既无资金来源又缺少人力,他一个人既要联系确定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又要联系解决资金、人员问题,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2017年种植黄花60多亩。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精准扶贫战役打响后,他积极与镇党委、政府沟通协商,将本村及周边村贫困户纳入,上门做贫困户工作,发展壮大黄花菜种植面积,扩大规模,使贫困户脱贫有了长久的项目支撑。
黄花菜种植规模上去以后,菜的种类、品质成为打开销路的关键环节,产品深加工成为头等大事。针对这一问题,他自费到省内外考察学习,主动借鉴别人先进经验和做法,个人先后投资80多万元,对30多间厂房进行了维修改造,为今年设备安装奠定基础。
如今,黄花菜种植面积由6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700多亩,深加工后可实现年产值500多万,带动2000多贫困人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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