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故地的反贫困决战：​革命老区忻州脱贫攻坚纪实

这里黄河、长城交汇握手，太行、吕梁两山夹峙；这里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处，曾经金戈铁马，也曾商贾云集；这里是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山区。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这里成为山西省最大的主战场，317万忻州人民与千年贫困决战，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艰难的历程，感人的故事，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奋进传奇，也彰显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追梦精神。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曹滢、梁晓飞

忻州日报记者：聂艳英

参与采写：刘洪、刘云伶、梁甜甜、李函林

这次摘帽，永别千年穷

这次迁徙，不带走乡愁

山西脱贫攻坚最大主战场取得反贫困决定性胜利

在这样一方水土，苦涩与艰辛曾经伴随了一辈又一辈。

忻州——一个东西横跨山西版图的地级市。这里黄河、长城交汇握手，太行、吕梁两山夹峙；这里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处，曾经金戈铁马，也曾商贾云集；这里是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山区。

到2016年，山西省面积最大的忻州市，还有近4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贫困人口；全市14个县（市、区），有11个是国定贫困县，贫困面达80%以上，其中有6个是国家连片特困县，3个省级深度贫困县；全市2222个贫困村中，797个是深度贫困村。

久困于穷，冀于小康。317万生生不息的人民，经历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反贫困斗争。在这场计日读秒的决战中，平均每年有9.2万人、每天有252人、每小时有10人脱贫；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2633元，平均每年增长526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之际，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忻州1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

回望来时路，忻州的脱贫奋斗史正是中国与贫困抗争的一个缩影。

这顶沉重的帽子终于摘掉了

只有真正走进这连绵不绝的大山，才能体会这场战役是何等艰巨。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西有吕梁山和太行山-燕山两处，忻州则横跨这两个片区。地势上，偏关、河曲、保德、岢岚等“西八县”连片簇拥在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繁峙、五台、代县等“东六县”地处太行山脉，中间夹着狭长的忻定盆地。

这里是中国版图的第二台阶、黄土高原边缘地带，50%山区、40%丘陵、10%平原，黄河沿线望得见水却用不上水。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全年无霜期不到百日，冬天动辄出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高寒。风吹黄土漫天舞，从春一直刮到冬。

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长期交织。“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旧时民谣是祖祖辈辈面对滔滔黄河、漫漫瘠土唱出的无望悲歌。

重重山峦形成天然屏障，这里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忻州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平型关是万里长城重要的边关隘口。抗战时期，建立于忻州的晋察冀、晋绥两个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出发点，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等在这里发生，为全民族抗战和新中国成立作出重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忻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剩余的贫困人口大多散居于偏僻山区。

到2012年，全中国贫困人口还有9899万，贫困发生率为10.2%。贫困现象集中在中西部山区、边远地区和自然环境恶劣地区。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来说，反贫困斗争行进至此，就已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剩下的都是顽固的堡垒、难啃的硬骨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脱贫方略，对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战鼓擂起，冲锋号吹响。作为山西省脱贫攻坚的最大主战场，忻州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度，投身火热的战役。

与深度贫困鏖战正酣之际，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忻州市岢岚县考察，给奋进中的忻州人民带来强大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这个承诺都要兑现。

忻州人民以百倍信心践行总书记嘱托，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掀起脱贫攻坚决战高潮。

2016年，忻州脱贫8万余人，退出555个贫困村；

2017年，忻州脱贫13万余人，退出640个贫困村；

2018年，忻州脱贫12万余人，退出707个贫困村，繁峙、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6县脱贫摘帽；

2019年，忻州脱贫5万余人，退出296个贫困村，五台、代县、宁武、静乐、偏关5县脱贫摘帽。至此，忻州这11个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2020年，忻州剩余的420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据忻州市扶贫办统计，忻州在过去5年间累计减少45.7万贫困人口，222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550元增加到9183元，年均增幅8.8%，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解决。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核心要求，忻州贫困人口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学前教育资助贫困子女5.06万人；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9570户；贫困群众住院医疗费用个人报销比例90%以上，大病、慢病门诊医疗费用个人报销比例80%以上；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3733处、水质检测中心15座，安全饮水达标达质；12.7892万农村低保或特困供养贫困群众的保障标准逐年提高。

忻州市委书记郑连生说：“我们始终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针对区位欠缺、设施落后、产业不足、天灾人祸、文化低下、工作不力等原因，实行整村搬迁、设施改善、产业培育、技能培训、救济救灾、改进工作等措施，走出了一条具有忻州特色的减贫之路。”

忻州市区一角。张存良摄

5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却是忻州近代史上减贫人口最多、群众增收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忻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摆脱了长期困扰的绝对贫困，站在了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

这次迁徙不带走乡愁

黄河流入山西，在偏关县老牛湾与长城相遇。5000多年前，老牛湾人就开始在黄河岸边开垦旱地良田。这里出产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用偏关小米酿制的陈醋风味独特，现已成为电商平台上的“明星特产”。

黄土地最适合种植五谷杂粮，耐贫瘠、耐旱、容易成活。忻州是山西最大的小杂粮产区，到2019年，杂粮种植面积达369万亩，总产68万吨以上。神池的亚麻籽、五寨的甜糯玉米、岢岚的红芸豆、静乐的藜麦、忻府区的甘甜红薯、宁武的高原莜麦，“一都六乡”，优特品牌为忻州托起了“中国杂粮之都”的桂冠。忻州市将杂粮作为脱贫产业纳入财政补贴，杂粮成为忻州农民脱贫的“当家花旦”。

在忻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有序引导下，杂粮、养殖、蔬菜、林果、中药材、电商、旅游、光伏等产业增收行动，带动32.24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通过技能培训、挖掘公益性岗位、加大劳务输出等办法，引导和支持全市30多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收入占比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下降；坚持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退耕还林工程奖补8.5万贫困人口增收，造林专业合作社承担人工造林绿化任务，贫困户获得务工收入4.4亿元。

神池县八角镇川口村 30 MW 光伏扶贫项目 。李儒摄

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忻州各地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诠释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本质要义。

面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千古困境，面对贫困村多、小、散、穷的根本顽疾，忻州把“整村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关键举措，将“挪穷窝”作为解开深度贫困“死结”的突破口，集中力量打攻坚战。

赵家洼村是吕梁山深处一个小村庄。由于战乱和饥荒，从宁武、河曲、静乐等地逃荒的人们迁居于此，掘土而居，刨食谋生。随着外部社会环境渐好，年青一代又陆续迁出，2017年全村只剩6户13人，其中5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几乎都是留守老人。

在晋西北的大山里，散落着上千个这样的山庄窝铺，有的甚至是“一户村”“一人村”。耕地大多在山坡上，广种薄收。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工作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两不愁”，真正摆脱贫困，难的是要做到“三保障”。

当地算过一笔账，按照国家的扶贫标准，要让赵家洼这样的村庄实现饮用水安全、公交车通达、动力电接入，完善一应公共设施建设，花费相当于重建一个新村，没有上千万元投入是不可能的。

当一方水土无法养活一方人，与其在贫困中煎熬，不如彻底挣脱束缚，谋划另一种生存方式。2017年，忻州市将797个深度贫困村全部列入整村搬迁计划，其中，岢岚县将包括赵家洼在内的115个自然村列入整村搬迁计划。

70多岁的赵家洼村村民刘福有搬到了岢岚县城边上的广惠园新村。新居比原来的三间老屋大得多，家具家电都已配备好。小区里健身设施、医院、学校一应俱全。登上城外山坡俯瞰，县城里最大、最整齐、最漂亮的建筑群就是这一片移民搬迁安置点。

岢岚县县长侯俊生说，易地扶贫搬迁不是把农民“赶”进楼房，而是围绕“人、钱、地、房、树、村、稳”7大问题实施的一套复杂系统工程，任务非常艰巨。精准识别对象、新区安置配套、旧村拆除复垦、生态修复整治、产业就业保障、社区治理跟进“六环联动”，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保障。

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杨志勇介绍，“十三五”期间，忻州市完成整村搬迁810个村，搬迁8.45万人；撤销603个行政村，优化了乡村空间布局，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忻州整村搬迁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岢岚县宋家沟移民新村。范涛摄

刘福有和老伴每年有养老金、低保金，在赵家洼老家的50多亩坡地纳入退耕还林工程可获得补助，还有一部分土地流转给生态农业公司，年终有分红。可他说：“还有力气，就要做点事，不能光让国家养着。”他和老伴在县城里找到做保洁员的岗位。2018年他家顺利脱贫。

曾几何时，“走西口”是无数忻州人背井离乡谋求生计的决绝之举，为了和自然、命运抗争，人们从忻州北部“三关”、西部黄河一线走出，前往内蒙古、陕甘宁、新疆等口外“讨生活”、求发展。

今天，忻州人走出那个村，却不必再走过那道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这一代人手中终结绝对贫困，是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迈出的一大步，也为“走西口”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这场较量岂止这7万多个小时

在忻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日程表上，8年与5年两个时间节点常常被提起。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接续奋斗，久久为功。

胜利的取得，岂止在这8年的7万多个小时！多少年来，忻州都在与贫困抗争，几代人为之付出和奋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这正是扶贫事业的“中国之治”。

隆冬时节，雁门关下，滹沱河上游最大的支流峪河静静流淌在代县的南山深处。这里山大风硬，一场雪来就封了山。共产党员刘桂珍每天都要沿着这条河走几趟。

1977年，16岁的刘桂珍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段家湾村当了一名村医；1987年，因山村缺少教师她又兼起了老师；1996年，在村民一致推荐下，她接任了村支书；2003年又兼任村委会主任。在段家湾，她里里外外一肩挑。

作为村里的“领头雁”，刘桂珍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近年她带领村民搞苗木种植，经过几年摸索，段家湾成为远近闻名的育苗基地。2017年底，段家湾村贫困户全部脱贫。临近的王家会村并入段家湾，村里增加了300多人。刘桂珍又琢磨着怎么在云杉和油松下种植黑松露，怎么搞特色农产品电商销售……

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是中国扶贫体系中最坚实的组织保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顶层设计下，各地建立起脱贫攻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逐级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推动“链条”环节全线运转。

忻州市委成立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担任第一组长，市长担任组长，下设12个专项办公室和26个专项领导组。县、乡党政“一把手”和农村“两委”主干层层负责，扛硬担子，攻硬堡垒，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在忻州多个贫困村采访，记者都看到村委会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幅“脱贫作战图”，上面详写着剩余贫困户的家庭人口数、致贫原因、脱贫措施、帮扶责任人等信息。可以说，有多少贫困户，就有多少套应对解决方案、有多少支干部队伍负责到底。

一大批迎难求进、能打硬仗的优秀干部，集结在脱贫攻坚战的主阵地上。忻州市委组织部资料显示，5年来，忻州11个贫困县的党政正职，按照党中央、山西省委“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要求，坚守基层；省市县派出3472支驻村工作队、10721名驻村干部和2224名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一战到底。

晋西北高原小杂粮收获季，漫山遍野都是丰收的喜悦。 曹建国摄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脱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十三五”期间，忻州扶贫资金投入稳步增长，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73.9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38.65亿元，占比52.24% ；11个贫困县实际整合资金127.67亿元；中央和国家机关9个单位分别包扶11个贫困县，投入帮扶资金2.8亿，帮助引进各类项目资金3.4亿，实施万元以上帮扶项目368个。6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山西省驻忻州帮扶单位协同配合，推动政策逐项落实。

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扶贫助力。

仅繁峙一县，农民企业家沙万里30多年来累计资助贫困学生5000多人；繁峙天河牧业健康养殖公司通过肉牛养殖、资产入股、劳务用工、土地流转等方式，带动金山铺等5个乡镇贫困户3000余人实现脱贫增收。

县委书记孔保宝说，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保险”等模式，把贫困户利益嫁接到产业链条中，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繁峙脱贫攻坚的一大亮点。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场全党全社会广泛参与、深入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动员，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为发展孕育了不竭动力。

这条道路前方已展现美丽的图景

贫困是个复杂、动态的社会现象，巩固脱贫成果也必然是长期、艰巨的进程。忻州对标“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盯紧时间表和路线图，反反复复“过筛子”，确保2020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让战役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份谨慎并非多余。

时间进入到2020年。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忻州仍然在奋战：政策不变、力度不减、机构不散、干部不撤，保持帮扶政策、资金、力量总体稳定。

2019年底剩余4203名贫困人口，查缺补漏解决“三保障”问题，改造剩余危房，完成安全饮水工程，落实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据忻州市扶贫办核查统计，到2020年10月底，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完成退出程序；

高度警惕返贫现象，出台“忻保障”政策，对10415户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帮扶救助，对跌入返贫预警线的人员及时启动帮扶救助措施；

忻州各地全力克服疫情影响，推动扶贫项目、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扶持壮大特色种养龙头企业、光伏产业、旅游产业、电商产业、生态扶贫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忻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晓东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忻州彻底摆脱贫困奠定充裕的物质基础。”

静乐县王端庄村万亩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宫爱文摄

面向未来，一条条致富新路不断从脚下向远方延伸，忻州崭新的图景正在徐徐展现：

2019年，忻州市生产总值迈上千亿元台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83元，同比增长10.%，增速位居山西全省第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中科晶电、华晶恒基等企业落户忻州，半导体产业集群初见规模；

全域旅游发展势头强劲，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忻州古城迎客70.75万人次，1-11月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268.62亿元；

2020年11月，忻州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座活力之城更显“宜居宜业宜游”魅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在忻州已有良好开局。

宋家沟村，是岢岚县另一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青砖灰瓦，木屋黄墙，传统风貌，现代设施，让人看到美丽乡村的雏形。

宋家沟承接了全乡14个村145户搬迁过来，其中4个村是整村搬迁。2018年5月，宋家沟村获评山西省首批3A级景区。每逢周末节假日，包车或者自驾前来的游客纷至沓来。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们渐渐找到商机，有的在街上摆起凉粉摊，有的卖自己采来的山蘑、瓜子、茶叶，有的开起饭馆、民宿。

58岁的周明则是村里的护林员，每天都要去山里巡查防火。退耕还林十几年，四周的大山都已被次生林覆盖。他家每年能拿到退耕补助近万元，承包地收入也有1万多元。2018年退出贫困户，老汉心里高兴，有空就到村里小广场唱几嗓子。

在他发的“快手”段子中，身后影壁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村民们说，希望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穷有千种，困有万般。找对了路子，办法就比困难多；拔掉穷根，路就越走越宽。赵家洼消失了，宋家沟热闹起来。这不是一个乡村故事的结束，而是新生活的开端。

非常之力，因内生动力

非常之功，靠久久为功

担当、实干、扎根、斗争、牺牲，忻州反贫困积淀精神财富

一切美好梦想的实现，一切传奇故事的书写，无不闪耀着精神的光芒。

脱贫攻坚使忻州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几年，这里的农村从整体上一扫昔日脏陋破败的落后气息，代之以整洁文明的时代新貌，贫困村民摆脱了捉襟见肘的生活，思想观念、精神面貌都悄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硕果累累的背后，是路途的艰辛。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披荆斩棘中，蕴含着担当、实干、扎根、斗争、牺牲等强大的精神力量，书写着忻州脱贫攻坚的动人篇章。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成为继续前进永不枯竭的内在动力。

担当——舍我其谁，在大局中找准定位，当先锋、打头阵、挑重担

以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大气魄，向千百年摆脱不掉的贫困宣战。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这是高标准，也是时间表。全国一盘棋，任务自上而下。

“三关总要”“晋北锁钥”标注了忻州这块土地历史上对整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向千年贫困堡垒发起总攻的今天，忻州市委发出最强动员令：“决不能拖全国后腿，摘不下贫困帽子，就对不起脚下这块红色土地！”

誓师立令，舍我其谁。忻州的决策者们形成共识：攻克深度贫困，是这一届这一任的重大历史使命，抓好了是责任，不抓、抓不好就是罪人！忻州的自然条件差，但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不能差！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14个县、20多个部门，如何组织大兵团作战？工作多年从未遇过的困局。但这个重任，拼尽全力也要担着。”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杨志勇说，“描绘作战图，规划行军路，安排时间表，你不当先锋谁当？”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从五台山下，到黄河岸边，集结号嘹亮吹响，扶贫干部在实践中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和真本事。

从山西省住建厅到河曲县南也村任职，第一书记冯毅哭了两次鼻子。第一次进村挂起“服务牌”，就遭村民谩骂推打：“尽搞虚的，一看就不是干事的！”他流下委屈的泪水。

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埋头干起实事，自来水入户、建饲草加工房、发展肉驴养殖……一口气办了70多件。两年任职期满，村民联名申请他留下。看着一片鲜红的手印，他再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冯毅是忻州扶贫干部大军的一线代表，一个形象缩影。

这里苦，那里累，山区农村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谁来？更多的党员干部主动担责，各显其能，深入贫困最前沿打头阵。

代县富润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石俊文摄

在市、县决策者的层面，更主要的担当来自他们对国家脱贫政策与当地实际相结合的大胆决断与创造性做法，来自他们为了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勇于先行先试、主动作为的创新精神。

忻州市委市政府以超常的勇气和担当，自加压力，下决心把797个深度贫困村分三年进行整村搬迁，人退绿进，在一个主战场上打赢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两场战争。这次涉及1.97万户、4.56万人的整村迁徙，是忻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中国精准脱贫时间倒逼机制创造的奇迹。

“敢”字为先，勇挑重担。河曲县率先探索整村易地搬迁机制，为山西省攻克深度贫困蹚出了一条新路子；繁峙县在山西率先破解脱贫攻坚和城乡发展用地政策机制矛盾，将土地增减挂钩和闲置宅基地拆旧整治一次性布局到位；保德县集中有限的财力整村提升，实现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统筹协调发展……各县（市、区）找优势、补短板、还欠账、解难题、啃硬骨头。

忻州长期困于“翻不过的圪梁梁，栽不活的梧桐树”窘境，向贫困宣战，不是不想，是没有底气；向幸福出发，不是不愿，是没有实力。脱贫攻坚战打响，担当精神成为考验忻州党员干部的试金石。市、县、乡党政一把手和村“两委”主干，以“朝受命、夕饮冰”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挺身当好“带头人”。

忻州市副市长裴峰说：“只有笃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主动担当精神，才能汇聚起脱贫攻坚的巨大洪流，形成合围之势，奋勇闯关夺隘。”

实干——抓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出实招、务实功、求实效

“一步搬入新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这样的故事背后，是各级干部统筹解决整村搬迁大量具体问题的艰辛努力。

“泥腿子的贴心人”“脱贫致富主心骨”，被群众这么称呼的人，都是为贫困户出谋划策办实事、脱贫攻坚出实招的扶贫干部。

脱贫攻坚成败在于精准。面对数量庞大、程度不同的贫困现象，精而又精地识别、准而又准地施策，背后必须是实而又实的工作作风和细而又细的工作方法。

岢岚县委书记王志东说：“脱贫攻坚作风硬不硬是检阅干部的一个窗口，蓝图绘得再好，没有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一切不是等于零而是小于零。”

人间万事出艰辛。用非常之力，竟非常之功。

在忻州，市委书记、市长的工作日程上，统领一切的是脱贫攻坚，下县调研必问脱贫攻坚情况，开会必讲脱贫攻坚事项，现场办公必解脱贫攻坚难题；县委书记、县长经常泡在村里面对面解决问题；市、县分管领导更是心里眼里全是脱贫工作，“不在贫困户家里就在扶贫企业里”。

实干为要，方有未来。忻州市明确树立实干导向，以结果论英雄。倒排工期精确到天，各县区领导坐镇指挥督战，周调度、月通报、季考核，比实绩见实效，奖优惩劣。

全市涌现出一大批肯实干、善作为的好干部。

河曲县赵家沟乡时任党委书记李宇星三个月实干苦干，以惊人的速度打响了全县整村搬迁“当头炮”；偏关县天峰坪镇镇长李彦明以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摸索发展“集中+联村+分布”的光伏扶贫电站集群，带动全县光伏产业大发展。

吕梁山下，滹沱河畔，无论是“西八县”还是“东六县”，哪里有贫困户，哪里就有脚上带着泥、身上冒着汗的扶贫干部走村入户；哪里有困难有矛盾，哪里就在只争朝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大批基层干部用无数实干脚印的叠加，把国家的好政策转化为惠及贫困群众的好做法。

黄河边上的保德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脱贫摘帽考核综合排名进入全省第一方阵，被认为是“出人意料”的成果。县委书记温建军说：“为民务实，勇毅笃行。只要上下齐心，形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强大合力，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没有什么美好向往不能实现。”

被称为“粮食之母”“营养黄金”的藜麦，成为静乐县富民增收的特色种植产业。吕宣中摄

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也被广泛激发，变“要我干”为“我要干”。神池县大泉洼村民徐庆丽随整村搬迁住入新居后，积极学技术、做生意，贷款开起美容院；静乐县90后姑娘姚艳梅带领贫困户搞起了“稻田剪纸画”和“杂粮迷宫”……脱贫攻坚政策引领，实干精神蔚然成风，昔日争着从贫困山村往外跑的一大批年轻人，纷纷回乡创业。

扎根——血肉相连，幸福着百姓的幸福，扎下去、住下来、干起来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

在忻州，有这样一群干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光阴，他们把根扎在最贫瘠的土地，把心留在最需要他们的困难群众身边，扶贫路上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雁门关下，巾帼风流，古有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今有刘桂珍扎根深山志不移。代县段家湾村刘桂珍，40多年四副担子叠加一肩，她柔和而坚定，瘦弱而强大。

“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各种荣誉奖牌摆满了一屋子，为什么依然驻守穷山沟？她用一贯淡然的口气回答：“大伙都习惯有我在了，要看着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朴实的语言，道出她和村民之间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根连根、心连心的浓挚感情。

干部扎下根，合力拔穷根。精准扶贫把“大水漫灌”变成“有效滴灌”，驻村干部就是“滴灌”中的管道，他们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体系直接伸入贫困最深处的万千触角。

来自国家、省、市、县四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城里人”，在贫困村住下来、扎下根，切身感受群众冷暖，了解村情民意，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帮扶。不稳定脱贫，队伍不散、帮扶不脱钩。

两年前来五寨县挂职副县长的董云龙，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发展壮大中药材产业，走乡进村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办公室，现在他张口闭口总说“我们县”，俨然一个地道的五寨人；

忻州市委驻繁峙县扶贫工作队大队长兼光峪堡乡大李牛村第一书记郭舜良，在五台山北台顶脚下这个小山村一干就是9年，由一个机关干部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规模、综合性生态养殖“三军总司令”，近年大李牛由贫困山村一跃跻身山西省十大旅游名村；

宁武县西麻峪寨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张尚富，来自忻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先后驻扎于忻府区、定襄县和宁武县3县(区)6乡镇20多个村，15年一直战斗在扶贫第一线；

“刚来村里的时候，江书记可时髦了！你看现在跟村里的女人们站一起都快认不出来了！”这是五台县东雷村人们对第一书记江英弟的评价；

在代县王家会村，刘晓鹏由第一书记而到村党支部书记，由下乡帮扶干部变成了小山村里里外外的“当家人”；

岢岚县原赵家洼村70岁的王三女晚年丧偶、丧子，孙子、孙女有残障，现住广惠园小区的她，已经把第一书记陈福庆当成了亲儿子。

繁峙县把产业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支撑，图为滨河移民小区箱包加工车间。宫爱文摄

在忻州采访，记者所到之处，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身到、心到、情到、责到，真扶贫、扶真贫，近13000名分布在忻州市各个沟峁山乡的帮扶干部，以顽强的扎根精神，为贫困户遮风挡雨。

谈到自己近10年没“挪岗”，五台县委书记王继明说：“我们的奋斗价值，就在‘幸福着百姓的幸福’里，这样的干部并不止我一个。”在忻州市一个个县级领导的履历表上，在一个岗位任职七年、八年、十年，有的临近退休。他们在长久的坚守里，头发白了，脸上皱纹多了，老百姓都走出贫困了。

脚下沾了多少泥巴，心中就装着多少群众。扎根坚守，是扶贫事业的职责所在，也是血液和骨气里流淌着的家国情怀。

斗争——聚焦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敢斗争、善斗争、勇创新

从脱贫攻坚战打响的第一天起，矛盾与斗争就相伴而来。所有高质量的脱贫攻坚成效，都在斗争中取得。

晋西北高原沟壑纵横，山路崎岖，山风呼啸。大自然鬼斧神工，五台山、芦芽山、老牛湾风景绝异，大山深处却是惊人的贫困伴着揪心的艰苦。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作斗争，是第一道必须迈过的坎。打井、种树、平田、建桥、修路、盖房，改善村里基础设施，成为所有帮扶队员共同首要任务。每一位扶贫工作者，都在一天天的驻守中斗争，在斗争中一点点把村子变得更好。

对于干燥的黄土梁峁来说，更广阔的战天斗地，就是从根本上改善脆弱的生态。昔日灰褐色的荒山秃岭被连片的油松、落叶松、云杉覆盖，沟底坡梁的瘠土薄田长满了改良过的野生沙棘。荒山造林、退耕还林、流域生态修复，近5年忻州市造林绿化面积增加了376万亩。

这背后是无数扶贫干部带领以贫困户为主体的造林专业合作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钻山下沟的艰苦奋斗。曾在静乐县挂职副县长、常年跑在全县个14乡镇80多个造林工地、被大家称为“黑脸县长”的李淑辉说：“造林有季节性，战荒山、攻秃岭非一日之功，不能惧烈日风雨。”

白水大杏成为繁峙县脱贫致富的好产业。图为果农正在采摘包装大杏。乔伟摄

不怕山高，就怕腿软。易地移民搬迁是公认的脱贫攻坚“第一难”。忻州市如此大规模整村搬迁，困难千重万重。乡镇作为国家扶贫政策落地的最基层政府，是与各种矛盾短兵相接的地方，也是脱贫攻坚最见功夫的地方。大多数困难不是只靠满腔热血就能解决，破解难题需要斗智斗勇。

跑断腿、算细账、讲道理，终于完成全乡26个村整村搬迁任务后，繁峙县东山乡党委书记任雨田说：“作为全乡脱贫攻坚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你在克服大阻力、解决大矛盾时没有斗争精神，不能给老百姓讲清楚道理、解决好困难，把握不好斗争的策略，东山乡按时摘帽就是一句空话。”

敢于斗争，还要善于在斗争中创新引领。在当年八路军百团大战打响第一枪的静乐县，窑会村第一书记刘冬梅以令同行惊讶的线上销售能力，组织村民把鹅卵石、羊粪、沙土等卖给城里人种花、养鱼、养宠物，把“土面面”“粪蛋蛋”换成“钱串串”，将本村及周边500多亩红皮土豆销往全国各地，蹚出一条电商新路，使静乐县成为全市红皮土豆培育和集散地。

河曲县委书记边东圣说：“用制度‘逼’着干部下去，‘教’会与群众打交道，‘推’着干事创业，不合格的撤换，才能始终保证队伍战斗力。”如果把脱贫攻坚比作一首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其中难免也有不协调的杂音。不掩饰矛盾，不回避斗争，与“虚假脱贫”和形式主义作斗争，与极个别干部的畏难、懈怠情绪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作斗争，贯穿了忻州市脱贫攻坚战的每一个环节。全市五年开展了16次“回头看”查找问题，共对204名扶贫干部进行了撤换和追责处理。

同贫困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是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更是细微之处的铢积寸累。难中之难就在于贫困户的“穷”已成习惯甚至麻木，不想变、不求变、惧怕变的心理比较普遍。小到洗脸洗澡、擦桌子扫院等养成家庭卫生习惯，大到拆土窑、迁新居的移民搬迁，都要用尽心思、想尽办法，在与落后思想与生活陋习的斗争中，一点一点推动改变。

宁武县怀道乡千亩食用菌大棚。殷艳摄

牺牲——不负时代，为了群众得到实惠，甘付出、愿奉献、比贡献

五年脱贫攻坚，18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忻州的扶贫干部经受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斗考验和炮火般的洗礼。有战斗就有牺牲，同全国脱贫攻坚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们一样，9位忻州扶贫干部以生命赴使命，用坚定奉献与牺牲意志，把生命最后的力气献给扶贫事业，留下令人敬仰的背影。

他们是：张建山、郭尔泰、黄忠明、吕晓强、马光敏、杨继明、王虎虎、任利、张瑞祥。他们的名字值得永远铭记。

那些仍然站立着的战士，他们克服种种个人困难，奉献青春热血、才华智慧，牺牲亲情团聚和身体健康，牺牲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顽强坚守、拼搏战斗。

保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白利军，在山西省率先创建起四级脱贫档案体系，户明白卡、村档案簿、乡档案册、县档案库，四级档案管理规范、标准统一、真实可信、脉络清晰，成为全省、全市学习的样板，自己却因劳累过度导致眼底出血。

神池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许焕晓，在工作中脚部骨折，但每天坚持拄双拐上班，全力做好全县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

五台县北文西村第一书记王丹，工作中被一头受惊的大黑牛猛撞倒地，紧急手术从腹腔抽出2200毫升血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出院不久她就赶回村。“生怕自己制定的脱贫计划不能按时、按步骤落地生效，对不住乡亲们的信任。”她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更多的扶贫干部夙夜在公，只争朝夕，脱皮掉肉，不胜不休。无数次在山路上奔波，有人胳膊摔伤了，打着绷带不下“火线”；有人顾不上见年幼上学的孩子；有人带着年迈的母亲住在村里继续帮扶；有人大半年在沟沟岔岔开车奔波7万多公里；有人一年只休过3天假……

所有的付出与牺牲，都大写着荣光。这种牺牲精神，镌刻在战役的丰碑上，在百姓的笑容中，在国家强起来的年轮里。

忻州市上下同欲，在艰苦卓绝之中完成了气吞山河的壮举，使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忻州的脱贫之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梦新时代的生动注解。从宋家沟到岢岚县、从忻州市到山西省、从山西省到全中国，这份赤诚初心从未改变，这种精神气概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山木培训以疫情为由撤并线下教学点，学员要求退费陷维权尴尬

近日，厦门上班的沈君（化名）心情很不好，她和多位学员一直四处讨要自己在山木培训的培训费，却犹如无头苍蝇。

“我们根本找不到人。”沈君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她此前想学习日语，因此到厦门集美学村附近山木培训教学点报名，准备学习日语。

山木培训的官方网站介绍称，山木终身教育集团（Sunmoon Education Group），1991年创立于深圳，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30多座大中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山木培训一直争议不断。2011年10月14日，山木培训总裁宋山木涉强奸罪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入狱4年，赔偿被害人4205.87元，此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近年来，全国多家媒体也陆续报道该机构在师资、教学质量和收费方面所存在的纠纷和投诉。

线下授课转为线上授课，不予退费

2019年4月23日，沈君到位于集美学村附近一家名为“山木培训”的机构报名参加日语培训班，共花6000元买了N2直通车课程。同年5月，正式上课。

“起初老师比较负责任，只教入门，一个月就换了第二位老师，教了一两个月也没教了，说是身体不舒服。”沈君说，这已引起她的警觉，直至第三位老师教完一段时间，她才发现这个教学点的校长、老师很多都离职了。

9月，沈君因工作缘故从集美区到思明，她要求换到厦门培训中心继续学习，这时她发现厦门市区很多山木培训教学点都撤掉了，她只能到厦门市区仅剩的一个教学点上课，同班的仅有两名学员。

由于老师不停换，因此教学质量也无法保证。

“5个线下老师都没教完我一本书。”沈君说，直至今年2月份，全国疫情暴发，山木培训的工作人员通知学员，学习方式从线下授课转为线上授课，至于线下授课何时恢复无所得知。

没多久，厦门已有消息传出山木培训准备撤并厦门的教学点，这让所有学员内心忐忑。

山木培训的学员贾晋婷和沈君情况一样。

2019年4月24日，她也在厦门集美学村附近的山木培训机构报名日语N2直通车系列学习，报名费为7099元。上课过程也不顺利，教师队伍不稳定，不停换老师，造成重复学习。

今年3月份，山木培训开了线上课程，她又被通知“换老师了”。

在疫情期间，贾晋婷和沈君情况一样转为线上课程，从第一课开始学习。

“这是我第三次上从第一课开始学习，该班起初是小班教学，一个月又停班，后来把厦门所有学员拉到全国群里，几百个人一起上课。”贾晋婷对澎湃新闻称，她感觉山木培训此举只为尽快走完流程，而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课程很快，感觉上完你就走人。”贾晋婷称，此前的线下面授课程，通常是8个人以上开班，现在线上课程是300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起上课，无论是时间安排还是课程安排都极为不合理。她多次向山木培训的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无法跟上课程，希望尽快安排线下授课和老师给厦门地区的同学授课，但对方均不回消息。

直至2020年6月4日，厦门当地学员去山木培训设在杏林区的教学点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教室所有东西都清空了。

“要不是山木培训一直不给安排上课，打他们校区电话（也是）空号，最后去校区实地查看，估计都没人发现这事。”张春梅对澎湃新闻称。

山木培训和学员签订的协议书。

2019年4月1日，她和丈夫一起到山木培训位于厦门杏林区的教学点，给孩子报名参加了“日语三级直通车”的培训课程，双方签订了一份《学生报名协议》书，山木培训一方的合同主体为“厦门市思明区山木语言培训中心”。

澎湃新闻通过“天眼查”查询获悉，厦门市思明区山木语言培训中心成立登记日期为2008年10月16日，注册资本10万元，登记状态为正常，法定代表人名叫宋山木。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教育机构也会骗人。”张春梅说。

“完全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人”

最初，在山木培训的学员想在微信群向老师讨要说法，未成想在微信群里三位山木培训的负责人无一人回复。

“我在群里提出自己的诉求，希望山木培训最起码可以延期，其他学员也提出了相关诉求，没想到负责人把群直接解散了。”贾晋婷说，她通过多种渠道来山木培训的人沟通，维护自身权益，却发觉身陷尴尬。

“我联系山木培训厦门负责人，他答复说已不归他管，厦门校区被陕西校区接管了，让我们去找陕西那边的人，陕西只是说帮我们申请，但在电话里发了很大脾气，没多久又有总部的人和我联系，答应给予申请，但强调难度特别大，总之推来推去，有点像踢皮球一样。”贾晋婷说，她还试图去联系给她上课的老师，得到答复纷纷是已离职，声称该机构还拖欠工资。

“我现在根本找不到人，也不知道找谁。”贾晋婷说，她报名时就发现该机构工作人员均身穿制服，取艺名，工作方式极为神秘。

“每个老师都取‘黄金俊俏’‘黄金贺勋’这样的艺名，不愿提供任何电话号码，因此当真正碰到事情时，我们才发现完全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人’。”贾晋婷说，目前能联系的只有微信。

“我们厦门校区已撤销了，全部已改为线上授课。”深圳一家山木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如今该机构仅在部分城市保留线下授课，其余全部改为线上授课。

针对如何解决已缴纳线下授课费用的学员，山木培训并未给出解决方案。

“我们交的是线下的钱，不愿意线上学习，应该告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线下上课，我们愿意等，即使愿意线上学习是否应该补一下线下的差价呢？”山木培训学员闻雨田称，她能感受到对方在一直拖延。

为维护自身权益，厦门的学员纷纷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和信访部门求助。

“这个不归教育局管，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才归教育局管。”厦门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称，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培训机构，不属于教育机构管辖的范围，而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所规制对象。

“我建议学员应该向山木培训总部所在地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去投诉，其次在履约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赔偿违约责任。”福建信恩行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邓庆高对澎湃新闻称，针对三木培训情况，他建议应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权益。

根据双方合同第二项总则部分第四条规定，山木培训根据教学需要或特殊原因等调整学习时间、地点，改进教学服务，将至少提前一天通知学员。

“但这一点并不包括由实际地点改为线上教学这种没实际地点的上课方式，因此三木培训去将合同里约定有地点培训方式改为没地点的线上培训方式，肯定是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应当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邓庆高称，上述情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及合同履行的问题，即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形式在现阶段已发生重大变更，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已无法实现，所以应该是要恢复至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就是培训机构扣除线下培训的部分费用，来退还学生已收的费用。

疫情暴发后，线下培训受到极大冲击，由此引发多起纠纷和矛盾。

7月12日，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深圳市2020年上半年消费投诉情况分析》称，2020年上半年，深圳市消委会共收到99095宗投诉，同比上涨9．43％。其中，互联网服务、家用电子电器类和教育培训服务投诉量排名前三；预付式消费问题突出，而教育培训行业在预付式消费投诉中占比近六成。

“山木培训的工作人员还在朋友圈发培训广告。”闻雨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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