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两弹一星”亲历者丨最需要的地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消息是晚间公布的。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在它的出厂地——位于青海省一片辽阔草原上的第二机械工业部“221基地”，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原子弹产自身边。

根据不同人的回忆，这里也有过庆祝活动，但与外地一样，都是为那离自己很远的、沙漠深处升腾的蘑菇云。有人这样问同事：“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儿生产的啊？”

221基地的装配钳工黄克骥属于少数知情者。他参加了核试验，原子弹由他和同事手工组装。当他们从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返回，很多人都不知情，包括他妻子在内。

221基地的一处车站。当初，第一颗原子弹从这里出发，运往核试验基地。张国/摄

“那时候保密。”年近九旬的黄克骥这样解释60年前的事情。

黄克骥老人接受采访时，爱人一直坐在客厅里旁听。郑萍萍/摄

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第二年，221基地的技术员刘智财去另一个工厂接收一款产品，还有人向他打听：“咱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是不是从苏联买的？”

刘智财不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所在的车间就负责核材料加工，但由于隔离式的保密措施，他对别的工序并不了解，也从未见过原子弹，“我们只知道自己所干的这一段、这一件”。

有过多支部队驻扎于此，包括附近山上的空军高射炮兵和探照灯兵。但许多士兵，直到服役期满都不知道，他们昼夜守卫的221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58年开建，存续了36年多。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都诞生于此。

另一位技术员刘书鹤是1964年来到基地的大批毕业生之一。他这年9月拿着报到证到青海时，距离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一个月，他对此一无所知，连目的地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

在省会西宁的报到点，他接受的入职第一课是保密教育，那节课的高潮环节是会场内800多人举起手臂，宣读保密誓词。他们的工作证盖着“国营综合机械厂”的钢印，这是个掩护名称，每个人在任何信件、任何场合，都不允许透露基地性质、规模、地理位置等信息。

来到221基地后，刘书鹤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朱鸿森失去了联系。

50年后，在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的一次活动上，退休的刘书鹤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新疆马兰基地原司令员马国惠询问，意外地找到了朱鸿森的电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些年，他们一个在221基地，一个在马兰。在像他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的核武器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然后送到他的同学那边去试验。他们互相去对方的基地出过差，但从未相遇。他在马兰打听过同学的下落，但由于保密限制，没有任何结果。

两个人，被同一个秘密隔开了半个世纪，刘书鹤说，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身处两地，却一直置身于中国西北的“同一战壕”中。

中国人的腰杆儿

2024年夏天，83岁的刘书鹤回了一次221基地。这是他离开后首次回来。30多年前，221基地撤销，人员分散安置，有一批人包括他在内，迁到河北廊坊，创建了另一个工厂。

他告诉记者，他本来没有回去的计划。他年轻时在基地受过腿伤，行动不便，但又抑制不住想念。解决之道是儿子推着轮椅，陪他“回家”。

很多老人都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又担心回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回到这片叫金银滩的草原上。

他们怀念这里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巅终年不化的白雪，以及丝带一样蜿蜒伸展的河流。

记忆并非全然美好。当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初到者需要克服高原反应。

另一些记忆与寒冷有关：这里年均气温是零下0.4摄氏度，曾令他们苦不堪言。

84岁的退休工人蒋宗泰对此心有余悸。他说，那时他们冷天里吃馒头，前两口还热，咬到第三口，就能吃到冰了。

84岁的221基地亲历者蒋宗泰讲述“蘑菇云”背后的故事。胡春艳/摄

1958年，中国政府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划出1167平方公里的禁区，建设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实际建成区是573平方公里。

这片群山环抱的草原被选中为国家的核基地。为国家让路，1279户、6700余名牧民赶着大约15万头牲畜，仅用了10天，就迁到了外地。带头拆除帐篷的，是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的母亲和姐姐。

当时，原子弹问题不但是中国面临的科技领域最大“卡脖子”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危。

就在221基地建设过程中，在第一颗原子弹送去试验之前，一些技术人员一度转移到周边其他县城，因为有消息说，这个新生的基地可能会遭遇国外打击。

蒋宗泰记得，那次技术人员临时撤离后，他们留下“看家”。

中国抽调人力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该所的221基地建设也因此展开。

在北京，第九研究所盖起了一个样品库，以供存放苏联的原子弹样品。

但样品并没有等来——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1959年6月，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回顾这一经历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

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3年7月，美国、苏联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据朱光亚回忆，美国代表当时称，之所以达成协议，是因为“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1963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有了突破性进展。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到221基地检查工作，当时，他们确定了“596”这个数字——把1959年6月这个特殊时刻，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黄克骥说，原子弹一直被视为“争气弹”。“大伙儿都憋着一股劲儿。早日试验成功，中国人腰杆儿就挺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沙漠上空，“596”带来的那朵蘑菇云，标志着一面盾牌的升起。

中国政府关于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里提到了几个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

这份文稿说，“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

紧迫感

晚年的黄克骥，家里挂着一幅字“汗浇血铸”，那是对他亲历的核弹研制过程的概括。

他的从业生涯里有过一次汗流浃背的半小时。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那是首次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一个工人往核弹头试插雷管的时候，有一根雷管拔不出来。气氛立即凝重起来。领导说让黄克骥这位钳工去试试看。

“我脑瓜一片空白。”他对记者回忆。

尽管表示自己也“没干过”，他依然硬着头皮上去，操作了半个多小时，把雷管拔了出来。这时已大汗淋漓，内衣湿透。

那是中国的第四次核试验。他参与组装的那枚核弹头飞到894公里外爆炸，宣示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高塔上爆炸的，无法用于实战，因此，中国曾被认为“有弹无枪”。

刘书鹤也有过那种时间变得格外漫长的经历。一次武器退役试验，炸药变形后拆不下来，只能用锯去切割。两名工人操作，有人负责计数，提醒他们一分钟锯多少下。安全员在一旁浇水以防爆炸。每个人的心都揪着。工人的身上落满了炸药粉。

为这120分钟，刘书鹤给工人事先准备了两套换洗衣物。

60年后，弓着身子为国家“挺起腰杆儿”而流血流汗的那一代人已渐次老去，有的离开了人世。

221基地撤销时，这些人离开金银滩草原后的主要聚居点之一，是位于西宁市的“二二一小区”。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西宁管理处管理科科长于大华熟练地对记者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154人，年龄最大的97岁，最小的68岁，平均82岁。

她记得很清楚，2014年1月1日，这个数字是341人。

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前，于大华的父亲就在221基地工作。如今，她为父辈服务。

这位“核二代”说，父辈们的集体愿望，就是把“221”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两弹一星”精神。

2024年，一些老人跟刘书鹤一样，赶回221基地参加纪念原子弹爆炸60周年的活动。

观众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两弹一星”元勋照片前拍照。张国/摄

2009年，当地建立了“原子城纪念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不时会从参观者中发现这类老人——有的人会静静看完展览后，告诉讲解员，自己就在这里工作过。一些人参与了纪念馆的展陈工作，用他们的回忆来帮忙还原当年的情景。

几年前，在一个闭馆的日子，一名讲解员见到一位老人趴在玻璃门外张望。他说自己86岁了，在221基地工作过，从江西来，很遗憾不知道是闭馆日。纪念馆特地为他打开了门。临别时，他感激地说，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纪念馆多年来一直在派人回访那些老人。副馆长杜文林说，他们回访过在高塔上为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的作业队，副队长叶钧道告诉他们，自己当时不紧张，因为动作练过无数次。等到他们找到另一人的联系方式，发现对方去世了。

他们2011年去北京，听说“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当时身体抱恙，没敢打扰。巧合的是，在楼下碰到陈能宽散步回家。他们“冲”了上去。那天，陈能宽为他们题写了馆名。

另一位元勋于敏接待他们后，临别时说了一个期待：把青海的教育抓好。

2024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和于敏的后人，也参加了青海的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座谈会，去了他们向往已久的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纪念馆里展示的郭永怀、邓稼先的名言。张国/摄

他们向纪念馆捐献了一些藏品，有两位科学家的手稿，还有一枚于敏收藏过的原子弹爆炸纪念章。

2021年，海北州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李兴平说，这片旧址早在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制定了保护规划。这个办公室的职责就是编制保护方案，实施一些保护项目。221基地共有18个厂区，近300个单体建筑需要管理和修复。

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站台，已有部分塌陷，曾经繁忙的铁轨陷入沉默。60年前，这个并不起眼儿的站台在为中国人的“腰杆”承重。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秘密出发，运往试验基地。

李兴平说，他们希望通过修缮，使车站恢复原来的状态。

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221基地标志性的一分厂“105大楼”，曾是实验部和设计部办公楼，刘书鹤曾在一楼办公。一些顶尖科学家在这里进出过。

在不同厂区，他们尝试复原一些车间。有的从档案馆里查得到建筑设计图纸，但有的涉及保密，找不到图纸，只能借助老人的口述，来尽量还原。

221基地复原一分厂生产车间。胡春艳/摄

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谢建源提供了很多帮助。一分厂102车间里张贴了一份名单，是他凭借记忆列出的某些年份的车间成员。他让这个车间的同事又“聚”在了一起。

在这个车间，年轻的谢建源处理过棘手的核材料起火事故。那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3个月，一些浸泡在四氯化碳中的铀切屑在搬运时暴露在空气中，发生了自燃。80多人出现四氯化碳中毒症状，所幸并无大碍。

谢建源与未婚妻认真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仍愿意结婚。他常年与核材料打交道，如果受到过量辐射，影响生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她的答案是“愿意”，而他们生儿育女也未受影响。

2024年，热心的谢建源没有再回221基地——他已辞别人世。

没有刻完的名字

当年的人早已四散。1995年，221基地退役，移交海北州。谢建源参与过最后的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

得名自古代“西海郡”，这里改名为西海镇，草原上又迎来成群的牛羊。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基地。

对那段历史，当地先是立了一座纪念碑，后来又开设了纪念馆。

“核二代”夏鹏重返金银滩，在“596”长廊上找到父亲夏永泰的名字。胡春艳/摄

2023年，纪念馆在户外搭起一条“596长廊”，两侧由长长的姓名墙构成，墙上是30多年间在221基地工作过的人名。

第一个名字是阿白，到佐春香结束，刻上去的名字有31564个。

名字刻在特殊的锈蚀钢上，极易在手指沾上棕色铁锈。但字体镂空，无论晴天雨天，光线都会透过墙壁，使这些名字不时闪着银光。

很长年月里，有一位科学家在此地的化名是“王京”。但在这面墙上，他以本名示人——王淦昌，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对公众来说，墙上的多数人籍籍无名，也有极少数如雷贯耳，受到过国家的崇高嘉奖：在首都的人民大会堂里，在庄严的仪式上，他们每人获得了一枚由500多克黄金打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是1999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35年之后。

属于力学家郭永怀的那枚奖章是追授的。奖章发出时，他已殉职31年。1968年，他从青藏高原的这个地点出发赴北京，飞机降落前，不幸发生了空难。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中，他是唯一的“烈士”。

每位“两弹一星”元勋都在这个纪念园区拥有单独的雕像，但回到姓名墙上，再大的人物，也是按照姓名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在密密麻麻的3万多个名字里。每个名字拥有同样的面积。

与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紧邻的分别是郭永明、朱光辉、周光先。于敏在于海荣的左侧，邓稼先的上方是邓家润，陈能宽下方则是陈攀森。当年在核武器研制中与王淦昌、郭永怀一起作为技术上的领路人、被称为“三尊大菩萨”之一的彭桓武，夹在彭华述与彭换清之间——以这种方式，他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集体”中。

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很多年后，一些科学家凭借这两种核弹的理论设计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彭桓武排在获奖名单首位，但他拒绝把奖章带回家里。他交给“集体”，并写下“集体，集集体”的赠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这些科学家引领下，刘书鹤也因在这里的工作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励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对记者说：“我的体会，那是全国人民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上万人群策群力攻关的成果。至于我们每个人，你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历史将永远铭记所有把热血和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的人们！”2009年，纪念馆开馆时已立过一面姓名墙，基座上有这样一行字。

因为资料缺失，那面墙上只有6000多个人名。年深月久，一些名字因为锈蚀，完全看不清楚。少数则格外显眼，因为不断得到擦拭。有人甚至努力爬到几米高的地方，用鲜艳的染料去描出某个姓名。

工程师李宗兴到过第一面墙下。他参与设计过221基地的一些厂房，后来调离了这里。从墙上，他找到一些熟人，也有一些他所知道的人名不在上面，包括他自己，这成为他的遗憾。

2023年新建的纪念墙，收入了更多的姓名，但仍不完整。李宗兴就不在其中。遗憾的是，他已去世。

纪念馆馆长马清芳对记者说，名单征集自与221基地有过延续关系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机构，都是在基地工作过的人员，有人因为调离等原因，不在名单之列，需要逐渐核实补充。

她还表示，建造时已预留了位置，会陆续刻上去。

因为工作，马清芳结识了不少221基地的老人。他们向这些亲历者征集史料，组织关于“两弹一星”的研讨活动。

常有老人托她去姓名墙上寻找某个名字，拍下照片。马清芳说，看到这些名字，这些亲历者及其家属常说的是，“历史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

“他们的要求很低”，她说，“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的愿望。

艰难与礼让

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记忆，并不都与核材料有关。

1958年9月，从河南项城县奔赴青海的“支边青年”蒋宗泰，成为221基地的首批建设者。

没有房子，他们住在过去牧民的废弃羊圈里，“把羊粪往外一拢，地上铺上麦秸”。

他以为是来开荒的，结果干了很多工种。他修过铁路，第一颗原子弹出发那段近40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是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抢修出来的。当地一年的有效施工期只有3个月，大多数时间，要靠烧锅炉保温，才能浇筑水泥。高原冻土，那条铁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蒋宗泰工作半年多后，河南清丰县的张瑞林也来“支援边疆”。他也以为是来种地，带着犁地的农具。依然没有房住，他住进了10多个人一顶的大帐篷。

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这些早期的建设者采石，烧窑，铺路，上山打荆条用于建房，捡回牛粪来当燃料。

早上起床，他们的被子和头发会结上白霜。蒋宗泰说，“被子上每天能倒出一捧沙子”。许多人有过被夜间大风把帐篷吹翻的经历，他们会在夜晚听到狼嚎，或者在路上见过狼。

即使后来逐渐有了房子，也是大片的“地窝子”：在地下挖出深坑，四周堆起土坯，顶上盖上油毡。

221基地以二分厂为界，以东被称为“东伯利亚”，以西则是“西伯利亚”。

饥饿是早期的集体记忆。221基地开建不久，中国人就遇到了饥荒年月。

221基地的老人能够清楚地记住当时每个月的人均粮食：28斤、26斤、24斤、22斤，因工种不同而不同。相同的是都远远不够，没有油水，没有蔬菜。用来冲水喝的“酱油膏”是他们经常提到的一种调味品。

很多人去医院寻找泻药解决便秘问题。医生还遇到过因为吃草原上的旱獭而染上鼠疫的病例。

蒋宗泰按着大腿向记者演示，说当年饿得浮肿，身上“一按一个窝，一按一个窝”。

一些务工者不辞而别。蒋宗泰同村来了4位，留下的只有他。他对同乡说，还没看出这个厂是干啥的，你就走了？

他记得当时倡导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后来为了“自救”，基地成立了农副业生产处，招募牧工开了牧场，组织人们打猎、捕鱼，种出土豆和油菜。

张瑞林忽然成了打鱼队一名班长，去青海湖上打鱼。有一次，为了多打一网鱼，给人们改善生活，渔船返航太迟，湖面结了冰。他们一边凿冰，一边硬往回开，船身划了一个大口子，差点儿沉在湖里。

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曾透露，1961年7月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

陈毅副总理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形容，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任务包括加速核武器研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成员包括7位副总理。

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认为，从那以后，221基地的建设进程加快了。

李觉于1958年8月，率人来扎下3顶帐篷，开始了221基地的筹建。

他的个人传记显示，他率领二三十人、3顶帐篷、4辆吉普车和4辆解放牌卡车。他们白天骑马去测量，晚上挤在帐篷里，在煤油灯下画出图纸。

在221基地筹建处工作过的董淑身，从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分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1年11月底，从北京被派到“前方”。她住进了221基地的新楼房。

当年221基地的年轻人在宿舍楼前。资料图片翻拍

她看到楼下搭起帐篷。一个住帐篷的人跟她搭话，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苦惯了”。

她后来得知，这就是李觉，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一位将军。他带头让出楼房，让所有行政人员去住帐篷，把楼房留给研究人员。

“我们觉得很不忍心，又觉得这‘头儿’真好。”董淑身对记者回忆。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作了大量调度工作。

钱学森晚年回忆过，有一次开会说到经费问题。周恩来对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

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

钱学森记得，聂荣臻曾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给科研人员调去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以度过难关。

研制原子弹是这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刘书鹤保存的账本显示，他从实习生转正后，在221基地的月工资是126.75元，而他当时在北京和上海的同学都不足60元。

毛泽东要求“大力协同”。全国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高校参加了攻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摄影家侯艺兵访问过许多老人，与人合作出版了关于核弹和221基地的口述史著作。221基地负责采购设备的柯校枝向他们提到了一段协调设备的经历。

1964年8月，这里急需一台乳胶显微镜，来不及从国外订货。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新买过一台，为了安装设备还拆了门，刚把大门修复。他们去联系，工作人员一边说“你们一来又得拆大门，你忍心吗”，一边顾全大局把设备拆了下来。

另一种“空气动力学”

那些“两弹一星”元勋，都是“协调”来的。

邓稼先是调来较早的。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请他参与国家的原子弹研制。

回到家，邓稼先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于敏被钱三强邀请参加氢弹理论研究时，感到“始料不及”。他自认性格内向，且喜欢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

但他后来谈及当初的选择时表示，是一种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他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科学家中的3个支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是1960年同一批调来的。这一年还从各地选了105名科研骨干，陈能宽就在其中。1962年，又调来了126人。

这些科学家里，朱光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很早就与制造原子弹发生了交集。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后，当时的中华民国也有意培养人才造原子弹。经蒋介石同意，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弹道学专家俞大维选拔6名青年学者去美国学习。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朱光亚和李政道就在其中。

这个计划很快就终结了：被派出者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原子弹技术。

朱光亚是6人中唯一真的研制原子弹的人，只不过，他服务的已不是蒋介石的那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亚回到祖国。在回国的船上，他起草了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221基地里来的，除了科学家，还有黄克骥这类从各地调来的高级技术工人。

1963年，黄克骥在北京接触过原子弹的一种试验弹。在研究所的一个旧车间，刚进门就看到，窗台下放着一个大“炸弹”。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与原子弹有关。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哪能想到我们国家能做原子弹呢？”他说，自己晚上回到家里，只能“偷着乐”，妻子对此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始于1960年4月。当时的研究人员傅樱记得，他们在4台半自动电动计算器上开始做数值计算。前3次，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与苏联专家当初留下的数据不符合。他们日夜“三班倒”，又算了两个半月，第五、第六、七次计算结果仍和苏联专家的数据不符，但与前3次一致。经过两个多月，他们算到了第九次。后来，周光召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从理论上论证结果是正确的，否定了苏联的数据。

在推动原子弹研制中，221基地的主要组建者之一、李觉的副手吴际霖，曾以同事们熟悉的“空气动力学”来鼓励大家争气。他开会时说，我们憋足了一股气，要把这股气变成动力，努力工作，为祖国争气，这也是“空气动力学”。

刘书鹤从事核武器的环境实验，是郭永怀十分关注的领域。郭永怀指导他们建了一个160立方米的高低温实验室，这样能够不受季节限制完成一些任务。

郭永怀遇难前3天，还去过这个实验室。他告诉刘书鹤，自己要回北京一趟。他还说自己喜欢夜航。

3天后，他乘坐的夜间飞机失事。

隔了近60年，刘书鹤忆起那番对话，仍然感到惋惜。

他听过郭永怀的课。郭永怀讲课时说，原子弹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要重新学。

当初，郭永怀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辞职回国，为了避免再受阻，跟同事们野餐时，把自己十几年所写的未发表的书稿都投入了火里。

在刘书鹤记忆里，郭永怀是个瘦高个儿，头上一顶鸭舌帽，戴着眼镜，眼神非常敏锐。刘书鹤那时担心被他问住，因为他的问题总是很深入。同时，他又会热情地指点年轻人去读哪本书。

工人蒋宗泰改做厨师后，也认识了郭永怀。他在小灶食堂工作，为这些科学家服务。

他说，小灶食堂伙食比大食堂精致一点儿，因为用餐的人操心用脑程度跟别人不同。有时，深更半夜还要等他们结束工作吃饭。

这些人多数有高原反应。于敏尤其明显，他食欲不振，同事经常看到他走着走着就想呕吐。但蒋宗泰没见谁跟厨房提过单独的饮食需求。

郭永怀爱吃红烧鱼，他是山东荣成人，来自沿海地区。这是厨师们所能掌握的饮食偏好。

郭永怀出事前一天，在食堂里跟大家打过招呼，说自己明天要去北京了。

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大家感到震惊。郭永怀在食堂里留有一双自己的象牙筷子。他去世几年以后，他的筷子还被厨师好好地放在那儿。

“对我们来说，这双筷子是怀念。”蒋宗泰说。

西出阳关多故人

221基地的建设，与原子弹研制的进度是同步的。

一位叫李凯的电工记得，早些年，他是整个基地第一个做阑尾手术的人。这是外科医生陈长贵告诉他的。手术做到一半遇上停电，护士打起手电筒，医生坚持做完了手术。

当时，基地靠一台柴油发电机组来发电。遇到停电，人们会手持蜡烛为医生照明。研制炸药的工程师刘振东在一个夜里因急性盲肠炎去了医院。为他做手术的也是陈长贵，也遇到了停电，并且靠手电筒的光照来完成手术。

不过，这一天对他来说，另一件事更加难忘。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12月8日，二分厂浇铸出第一锅炸药——原子弹的第一块炸药部件研制成功了。他们一直在为引爆原子弹研制适合的混合炸药。

像厨师一样，他们使用一种炸药熔化锅来熬制高浓缩炸药球，需要不停搅拌，以免糊底。

从1963年3月开始，221基地迎来了大批人马，这被称为“草原大会战”。人们记得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的行前动员讲话。那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已经完成。

喜欢写诗的张爱萍用一些唐诗鼓舞士气，比如“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不过他说，这么多人过去，是“西出阳关多故人”。

1964年6月6日，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首次开展了全尺寸的爆轰出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验证。

爆轰试验被称为“打炮”。一些小型试验已经在离北京不远、长城脚下的一处工地上开展过。221基地的这次爆轰试验意义非凡，它完全模拟原子弹爆炸，只有核裂变材料使用了替代材料，其他都是实物。爆炸中，高温碎片飞得很远，点燃了远处的草丛。但参加试验的人欣喜欲狂。

那场实验的效果，至今留在碉堡前坑坑洼洼的厚钢板上。

刘书鹤这一批新人到来时，条件已今非昔比。1964年8月，基地落成了气派的影剧院，被称为中国“西北第一影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那里的地标。

当地餐饮界的地标“红星饭店”已经营业，请来了上海的厨师，出售正宗的贵州茅台酒。

显然，家庭和孩子也在增加。庆祝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时，刘振东所在的二分厂拍了张合影，第一排就有一个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从年龄来看，这个孩子大致是那颗原子弹的同龄人。

对基地，许多人怀念的是当年的那种状态。图书馆每晚坐满了人。刘书鹤记得那时同事们经常读书到夜里十点。

杜文林说，当他们问起当年“苦不苦”的问题，有些老人会反问：“我们苦什么？”

黄克骥这样向记者解释：“对我们亲手装过原子弹的人来讲，记忆一直是甜的，没有苦。我们已把生命都交给国家了，还怕什么苦？”

刘书鹤听老同事描述过一个场景：在一场篮球比赛上，有个球员拿到球后，抱着左看右看，不投篮也不传球。他忘了比赛，注意力在那个球形结构上，因为他工作的重心，也是几种球形结构的设计方案。

他输了球，因为心里装着另一个球。

躲在外语里争论

不过，所有的进展都是静悄悄的。

与今天人们在这里问长问短恰好相反，221基地过去一条人尽皆知的守则，是不要随便探听什么。

老人们仍保存着“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保密誓词的原文。有一条就是“不该知道的机密不问”。很多人都知道，一位工作人员把基地信息告诉外地同学而被判刑的案例。

过去的一些细节会在不经意间露出。2009年，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不久，一位叫罗惠英的老人在这里激动地见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那是展厅里4个年轻姑娘站在帐篷前的一张合影。她们在221基地器材处工作。接收设备时，其中一位叫俞锡君的姑娘发现包装破损，请保卫处同事来拍照存证。她大着胆子，请同事顺便给她们拍一张合影。

由于照片可能泄露地点，而此次拍照未经单位许可，俞锡君一直没将这张照片示人。

几十年后，纪念馆对外征集展品，这张221基地当年少有的私人合照终于见了天日——照片里的那些场景不再是秘密了。

即使在同一厂区，不同车间、不同小组之间，人们仍不知道各自的工作内容。每个人的工作记录需要记在专属的保密本里，每次上班时去保密室领取，下班后盖上封印，交回保密室。刘书鹤在设计部工作，他的编号是“设-349”。

与外地通信时，他们的地址只能写邮箱代号“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郭永怀从这里给女儿写信时，留下的就是这个信箱。

王淦昌的儿子曾说，他们那些年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总是说，“父亲在信箱里”。

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去回访那些老人时，很多人都会谈到保密问题，这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常态。

比如，一位叫张瑶珍的孕妇，家人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工作。她在给家人的汇款单上加了一句“我想吃话梅糖”的附言。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密语。她含蓄地告诉家人，自己平安无事，并且在这里怀上了孩子。

工程师唐长荣当年经人介绍了女朋友。女方去找他，多方打听，找不到具体地址和这个人，以为遇上了骗子。

蒋宗泰倒是遇到过没有地址所带来的优待。他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顺便去买日用品。那时物资短缺，牙膏都不好买。他拿着“国营综合机械厂”工作证，发现它颇具效力。上面连省份都没有，“人家一看，你这个工作证‘面积’太大了。”

据王淦昌的警卫员任银乐回忆，有一次，他听到王淦昌与朱光亚讨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他担心王淦昌血压升高，以给他们打水为由去看看。当他出现，两个人都面带惊讶，立即开始用外语对话。他意识到，他们在讨论自己不该听到的事情。

最高机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出厂属于最高级别的秘密。1964年9月26日夜里，特殊专列拉着原子弹的部件从这里出发。专列里燃烧的每一块煤都经过了手工挑选，以免混进爆炸物。

原子弹是在221基地先组装，检查合格后再分拆，运往试验基地，到那里再重新装配好。

黄克骥所在的装配小组从这年5月就开始练习装配。8月初，他们已秘密组装出了第一颗原子弹。那天完工后，他们围着操作台，看着这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他感到就像看着自己出生的婴儿。

“大家高兴得眼含热泪，都想走上前去抱一下、亲一口。”

在221基地与首都之间的保密通讯中，这颗球形原子弹的化名是“邱小姐”或“老邱”。

装配叫“穿衣”，插雷管叫“梳辫子”，总装则是“邱小姐穿衣梳辫子”。

送走“邱小姐”告别以后，221基地一分厂102车间的一些人在红星饭店吃了一顿饭，喝了每瓶4.7元的茅台酒，偷偷庆祝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黄克骥则在前一个月就坐专列去了马兰基地。这次试验，参与原子弹安装和调试的工作人员有5058人，他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此时北京第九研究所已更名——派出了222人组成“第九作业队”。

装配车间是在地下，他们需要提前去适应环境，“练兵”。

10月14日正式装配那天，他是主操作手。装完以后走出车间，他看到张爱萍等人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等待。领导们不敢去地下车间，怕打乱工人的操作。

推第一颗原子弹上塔。左起：蔡抱真、曹庆祥、黄克骥、朱深林。资料图片翻拍

他们是黄昏时分装完第一颗原子弹的。他记得太阳已西下，他们把原子弹稳稳当当吊到地面，放到大铁罐里，4个人用平板车把它推到那高达102米的铁塔下面。他们因此留下过一张难得的现场相片，尽管是背影。

路程很短，平板车走的是铁轨，他们有点紧张，害怕走歪。“我们几个人迈步都要同步。这个倒是没练过。”

在铁塔下把原子弹交给陈能宽领导的下一组时，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使命完成了。”他说，“感觉特别轻松。”

他们撤到几十公里外的观测站，“等着幸福时刻到来”。

根据李觉的回忆，10月14日，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铁塔的顶部。10月16日早晨，原子弹插上了雷管。塔上电源接通后，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爆心。

黄克骥并不知道起爆时间定在15点。那天午饭后，他们还在观测站附近散步。接近15点时，他们听到了大喇叭传出的倒计时声。

爆炸了。他感到，强光“刷”得就照过来了，然后是巨响。茫茫戈壁出现大火球，上升，变成蘑菇云。人们激动得跳起来，扔帽子、扔衣服。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资料图片翻拍

后来，张爱萍等人穿着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上空查看。他们面前，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曲曲躺在地上。

根据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的回忆，当晚，他们在马兰基地会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

爆炸前，贺龙副总理问过刘西尧和部长刘杰，而且问了两次。“你们能保证响吗？

他们都没吭声。“谁能保证不出现万一呢？”

刘西尧所记住的那天另一个插曲是，吴际霖和朱光亚两位副院长因为走错了路，还没回到指挥所，原子弹就“响”了。

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主创人员，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现场极其热烈。他幽默地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周恩来总理1964年10月16日的日程表。他在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时宣布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张国/摄

当晚，消息传出。

那天，刘书鹤在西宁接到的通知是不让出门，因此他们没有上街庆祝，只是在驻地的黑板报上写了原子弹的消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什么，但他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将要从事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同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还在苏联留学，一个苏联同学问到他一个问题，令他感到冒犯。学核物理，“回中国之后能干什么呢？”

当晚，莫斯科的电台播出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第二天，那位同学向杜祥琬道贺。“我知道你回去可以干嘛了。”

在不同场合，杜祥琬多次提及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在那时深刻认识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要获得尊重，“自立自强是唯一出路”。

对中国而言，这朵蘑菇云是通往现代化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政府第一次完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就是在这颗原子弹爆炸的两个月后。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他以这次核试验为例，说明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并提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他说。

对亲历者而言，许多关键时刻的指示是由周恩来作出的。这些时刻包括需要牵动全国的人力调配时，当初，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这种调配，走到了这个基地。

有一些时刻是千钧一发的，比如当一次核试验中携带核弹的飞机无法正常投弹，飞行员该在沙漠中弃机跳伞还是携弹返航，周恩来在中南海跟他通了电话，作了决定。

那是中国第13次核试验，也是中外核试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当时正在现场的刘书鹤说。“我们这些人差点儿没‘光荣’了。”

他当时在机场等待飞机返航。按惯例，他们准备好了大红的喜报，正要上前慰问，并不知道蘑菇云并未按计划出现，而自己见到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飞机带弹着陆。他们的汽车开到飞机旁边时，飞行员杨国祥提醒他们，弹还在飞机上，不要靠近。

他注意到，朱光亚此时没去地下室，坚持要看到这架飞机带弹着陆。

“这事儿我埋在肚子里好几十年。”他说。很多年后，他在电视上见到杨国祥回顾那次着陆，他知道，现在可以说了。

回归与陪伴

在廊坊，多年以来，董淑身的家庭相册里都嵌着周恩来的照片，以示她对这位“两弹一星”指挥者的特别敬重。

在这个家庭，丈夫夏永泰因病过世了，深情的妻子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客厅里，遗像前摆了一面刻有蘑菇云的小纪念章。夏永泰是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221基地的一位工程师。即使他过世近20年了，那朵蘑菇云依然好好地守护着他。

董淑身老人家里玻璃板下压的家庭照。郑萍萍/摄

60年前科学家们收集试验数据的那朵蘑菇云，已飘散在在中国大西北的风里。1969年，中国开展首次地下核试验，此后这种试验逐步转入地下进行。自1986年3月21日起，中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1996年7月30日开始，中国“暂停核试验”。

但对这些老人来说，消失的是放射性烟尘，那朵蘑菇云的轮廓仍在。

它飘在他们的住宅小区——西宁二二一小区门口就刻着它。在他们的相册和翻箱倒柜找出的各式纪念物品上，都能见到它。

它不止印在了他们的生命里，也刻到一些人的墓碑上——就像在距离北京几十公里的廊坊那间客厅里一样，它陪着工程师夏永泰的骨灰。

221基地退役后，这里的人们“下山”，分散到了27个省份。

在新的安家之地，他们因地制宜介绍“两弹一星”的来历。上海一些老人在社区里促成了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精神展馆，他们自己做讲解员。

赴廊坊的600多人，把居住的小区取名“金银滩花园”，并在门口立石纪念。以这种方式，那些岁数越来越大、下楼越来越不便的老人，还住在“金银滩”。

当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到这里出差，不由地说：“飞了2000公里又到‘金银滩’了！”

那朵蘑菇云一直陪着他们。告别221基地时，一些人的行李箱里放着一套四张塑封的照片，是统一发放的，分别是原址上树立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四面。

碑上毫无悬念地出现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浮雕。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林久星/摄

纪念碑的设计师陈新元，当年一大遗憾是想把功勋科学家的名字刻上，但当时很多事情没有解密，国家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要在几年以后才会颁发。

陈新元看到，建碑挖地基时，很多人还没有迁走，每天都有人站在那里观看施工，一边看，一边落泪。

分到廊坊的林久星曾是围观者之一，他过去在221基地交运处工作。他记得施工时，大家正在分批告别。

“221”这个数字，有时以一些特别的方式陪着这些人。有人告诉到访的221基地“老家”工作人员，自己的存折密码里就有这三个数字。

很多年前，兰州大学毕业生王明恩的骨灰留在了221基地。1969年11月14日，炸药车间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两名技术员和两名工人不幸遇难，他们的骨灰被送到家乡安葬。王明恩的父亲选择让儿子葬在221基地，因为他相信，儿子应该留在这里。

林久星已故的父母也留在了那里。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同龄人，1964年出生在老家山东五莲县。他的父亲林学荣1958年到了221基地。对这个家庭来说，他父亲当时几乎是“消失了三年”。

在他少年时代，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这里投亲。他读了221基地的技工学校，并在父亲工作过的交运处工作。

他父亲1983年去世后，葬在一处向阳的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多年形成的坟墓。

当一家人离开221基地时，林久星的母亲说服子女不要迁坟。她说，将来要“把我送回来”。

那位母亲2017年在廊坊无疾而终。此前几年，她就告诉子女，希望回去。2018年，她的骨灰葬在这里。

“我百年之后，我也想回来。”他还说。

林久星设计了一枚纪念牌，计划用于父母的墓碑上。主体是一颗红五星。核心位置只有一种元素，是这些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1964年10月16日下午，大漠深处，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在大气层形成的那朵壮观的蘑菇云。（记者 张国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基层安全防御十大断裂点，如何修补？

来源:半月谈

编者按

公共安全像空气，须臾不可离。维护公共安全，预防和化解公共安全紧急事态，是全人类时刻面临的共同挑战；筑起一道坚固的公共安全防御屏障，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

盘点最近几年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或因自然灾害引发，或因人为失误酿成，或因各种因素叠加。中国社会加速现代化转型，公共安全的风险系数大大增加，公共安全防控挑战加大。人口聚集加剧了灾情疫情杀伤力，人流物流快捷加速产生链式反应。

3月4日，在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一住宅小区前的值守点，工作人员为居民测量体温。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在基层一线。然而，各类公共安全事件暴露出基层的诸多不适、不灵、不快、不强，让人揪心：安全意识疏忽淡薄、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安全防范不够到位、监督管理多有漏洞、事故隐患大量存在、处置化解手忙脚乱、应急保障力有不及……危机应对能力不足的基层，正面临一道紧迫考题：如何防控公共安全风险并有效防御各类重大突发事件？

值此抗疫发生积极变化之时，半月谈从基层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时显露的十个薄弱方面，探讨如何修补裂隙、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在基层编织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防御体系，使基层一线有条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能快速反应、有效应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一、危情预警：

在第一道防线拉响警报

基层，是发出危情信号的“烽火台”，也是防御突发危机的第一道防线。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回溯此前的几次公共安全风险来看，作为应急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信息预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应解决“三失”难题。

——提升风险意识，解决专业预警失明。此次疫情让大家又一次认识了冠状病毒的杀伤力，更让人注意到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传染病暴发属于一类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其潜在风险不仅限于卫生健康领域，更关乎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乃至国家安全的基础。多位专家表示，我们只有更新风险观，尽可能关注到今日安全挑战的可能来源，才能有效防范公共安全失明。

受访人士谈到，在一些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专业人士及机构主动或被动失语，也是造成预警失明的原因。来自基层一线报忧的话也许不好听，但如果掌握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言”，后果难以想象。专家呼吁，必须保证专业预警及时、全面披露，这样才可能未雨绸缪，进而有效应对。

3月9日，在广州地铁海珠广场站，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线体温仪对进站乘客体温进行监测。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衔接制度断点，解决专业预警失真。专业预警只是公共安全防控的第一站，披露的信息向外传播，必须有一条时刻通畅的绿色通道。如果意外关卡太多，预警必然滞后甚至失真。值得注意的是，监测部门与决策部门的运作如果不能衔接互通，造成监测机制空转，后果更令人担心。“看到险情的人没法拉警报，负责拉警报的人又看不到险情”，可能带来不能承受之结果。

预警是一件专业要求甚高的工作，如果预警机制中缺乏有足够判断力的专家，如此“人的断点”更可怕。公共安全危机的处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需要多方面专家精密配合。因此，长效的专家会商制度，相配套的专家负责制，就必须成为公共安全预警不可缺省的制度安排。

基层预警方式陈旧落后，亟待引起关注。中部某市在疫情暴发前期感染人数并不多，但随着当地疾控部门及时更新流行病学调查手段，引入大数据信息比对，隐藏的多起群体聚集感染风险很快显形。政府随即采取封锁小区、隔离人员等举措，避免了疫情升级。

——善用新兴技术，解决预警失能的问题。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科研部主任付明表示，见微可以知著，从公共卫生到更广泛的公共安全领域，都应建立一套全国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数据接报和监测预警平台，让预警真正实现深度信息化、全程智能化。

二、专业处置：

保障专业人员专心做好专业事

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公共安全危机，处置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包含众多专业门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处置中，基层专业处置力量严重不足，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专业人员流失严重，应急人才“假饱和”。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曾光在去年6月召开的“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上指出，近3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

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疾控系统流失2904人，其中2114人为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县区连续14年没有进过1名工作人员。

经费保障普遍不足，职工收入大幅降低，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同样是医学院校毕业的，一个在疾控部门工作，一个在医院工作，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恒对此也曾表示担忧。

不但人手少，还陷入“悖论”中。基层应急工作人员说，预防、监管工作做得越好，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天津市河西区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病毒检测中进行核酸提取。新华社发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有的地区只在省级层面保留了疾控中心，省级以下疾控中心被卫生监督所整合；有的地方将公共卫生应急机构挂靠在其他科室，工作人员多为兼职。

——职责不明确，权责不匹配。近年来，部分地区疾控中心职能定位开始模糊，传统的疾控中心五大卫生职能弱化，慢性病防治任务不断增加，已经逐渐代替传染病防治，成为主流业务。

“每次督导业务问题写得满满的，都由社区医院领导签字并告知，但最后改不改我们却无法左右。即使多次下督导整改单，仍然无效。”一名基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疾控中心负责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工作，但没有考核权。

3月3日，在吕梁市疾控中心的试剂准备区内，张慧变准备把配置好的反应体系分装到八连管中。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综合来看，监督管理制度落后、人才队伍保障制度缺失等原因，导致基层包括公共卫生应急在内的多项工作被动、滞后。对此，专家建议：

一是加大对公共卫生、公共安全领域的重视力度。曾光认为，政府应提供足够的经费保障，保证五级疾控系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提高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待遇。同时，加强专家队伍建设，鼓励专家对公共卫生问题发声，提高公共卫生的公信力。

二是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朱光明指出，《国家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里相当部分的防控举措已明显滞后，亟需充实更新。新的预案对于如何维护各类公共管理与服务机构正常运行要作出妥当安排。尤其要鼓励防控一线灵活采用各种有效措施，不必苛求防控对策与特定响应等级完全对应。

三是完善应急领域法制建设，将公共安全纳入发展战略。专家认为，2007年颁布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法律，但缺乏执法主体，未明确主要负责部门，缺乏配套法规支持，应尽早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和配套法规建设工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滕五晓认为，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应纳入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系统长远的应急管理体制建设规划，使应急管理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应急动员：

强化从平常状态迅即转入战时响应训练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基层动员响应的程度决定了应对的力度。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基层的应急动员响应工作中，响应机制虚化弱化、协调配合不足、声势有余实效少等问题表现突出，难以遏阻公共安全风险。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群众介绍，平日里，基层的动员响应机制执行较少。干部群众多缺少居安思危意识、风险防控意识，相应的动员、模拟演练不足，导致关键时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有的根本没有动员响应的相关制度，有的只是文件里有，连干部自己也说不清。”中部一名基层干部说。

类似疫情防控、灾难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等问题，一旦动员响应，往往涉及多个部门的配合与协作，而基层“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问题明显。幕阜山区一位镇长介绍，以防疫工作为例，“各个部门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最后都是汇集到基层来，不少要求、标准都不一致，给基层的执行带来困扰”。

一些地方，在动员响应方面声势浩大，却停留在口号上，实际动员效果大打折扣。多地受访群众介绍，有的地方宣传“硬核”防控举措，实际上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在争取群众理解、配合方面精细化不足，让群众心生怨气。“比如，此次疫情中，一些地方封路是直接把路挖断了，万一有人突然发病了，120都进不来。”

来自专家学者的调研发现，动员响应中，一些地方还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导致“动员响应”变成“增加负担”。

专家认为，危机动员响应的弊端背后，反映了地方危机管理能力欠缺。从平常状态迅速转为动员响应状态，应是地方政府和干部具备的现代治理素质，目前这方面的状况不容乐观。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方成建议，基层平时就要抓牢思想意识层面，增强风险认识，尤其要强化群众自我防控意识。

而基层一旦动员响应，就要抓严相关部门职责，压实防控责任，增强部门联动。压实防控责任，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编牢基层防控网。增强部门联动，要强化卫健、民政、组织、纪检、公安等横向部门联动机制，强化统筹安排、增强沟通协调、及时共享信息，真正形成响应合力。

四、技术支撑：

储备具体风险场景的专门技术解决方案

近年来，在公共安全问题突发处置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新技术纷纷派上用场，受到广泛关注。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客观指出，新技术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基层，人海战术仍是很多情况下唯一的选择。

技术应用“智慧量”还嫌不足。从最近一段时间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的化解到此次疫情防控，大数据在某些方面成为扭转局面的利器。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总工程师金耀辉等专家指出，大数据技术并非仅仅是数据集成，而是由四部分构成的智慧化系统：信息统计，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风险的基本情况；异常检查，通过对一定时间段、一定区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预测分析，根据已知的基本数据，预测情势未来可能发展；预见分析，对相关政策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

专家直言，目前大部分大数据技术应用，实际上只能做到基础性信息统计。半月谈记者走访了一家宣称可实现风险预警的大数据科技公司，却得知该公司没有稳定的自主数据来源，只能经由公开信息乃至网站随意抓取拼凑起数据。半月谈记者试着询问公司技术人员能否做到预测7至14天内的全国疫情发展程度，只得到一句答复“大概武汉比较严重”。

基层治理手段革新未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半月谈记者发现，目前不少标榜“智慧治理”的社区，所谓智慧化手段只是把人工填报表改为了手机端填写或扫码录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等专家看来，这种皮相的“智慧化”只是人海战术略微提效的版本。

2月2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上官乡芳村检查点，工作人员展示手机上的“疫情防控云图”的实时数据。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专家普遍认为，智慧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智慧化升级。尤其面对公共安全危机这类极端复杂情况，更要在“一盘棋”的高度运用智慧化新技术优化应对思路，而非仅仅在“一着棋”的水平上提升具体网格的技术更新。

针对突发事件的不同场景，缺少专业化与兼容性兼备的技术储备。今年2月2日零点，南京审计大学正式上线了新冠肺炎疫情监控信息采集区块链系统，但系统上线的第一个早晨，就出现了短时崩溃。南京审计大学的尝试不该轻易否定，但其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对各类公共安全可能风险的具体场景早已准备好专门的技术解决方案，局面又会是怎样？

当前，从抢险救灾到物资调度，特种机器人开始一显身手。不过，天津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利等坦言，目前特种机器人在各领域应用还处在“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准不一、兼容性不够是一大问题，使这一新技术难以真正在未知领域的风险情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专家指出，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虽然类别不一而足，但必须下好技术“先手棋”。针对专业化与兼容性兼备的技术需求，技术研发要有更高层次的整体思维，需要强化不同技术之间打破壁垒的融合创新。

五、物资保障：

静态储备与动态储备结合

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地方物资保障系统运转顺畅，就能把最急需的“弹药”送上火线。

不少专家学者、基层干部指出，储备体制机制不健全、统筹调配能力不足、发放配送不精准等，是导致基层突遇公共安全事件物资保障频频告急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实物储备缺乏，另一方面是各地产能储备非常有限。此次疫情发生后，各地医疗防护物资告急，只能八仙过海，一些甚至与生产防护服、口罩毫无关系的企业仓促上马生产防护用品。

相关部门的统筹调配能力不足，加剧了储备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本来用于应急的物资，却遭遇了“不急”的统筹调配：职能部门盲目等政府调度，下级干部坐等上级领导签字，火速筹集的物资想要进入目的地，却关卡重重……

1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一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加工防护服。新华社发（陈力 摄）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蔺丰奇等学者认为，统筹调配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部门之间职能不清，难以有效协同。“从宏观上来讲，应急机制里都写了物资保障的问题，但执行起来却障碍重重。酒精、口罩、防护服，这都是突发卫生事件的必需品，一出事却发现什么都组织不上来。”蔺丰奇打了个比喻，“就像盖房子，水泥、钢筋、砖瓦都有了，设计方案也有了，但一到谁来盖、怎么盖的节骨眼上，没辙了。”

物资保障不畅，也与发放配送“最后一公里”的不精准有关。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开透明不够，一些地方应急物资闲置与紧缺并存，一些地方应急物资被随意分配。

半月谈记者走访还发现，在一些地方，本应由发改或工信等部门统筹调配的用于一线医护防疫人员的防护用品，却被“各种关系”通过非正当渠道取走。

针对基层物资保障短板，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在物资储备上，应静态储备与动态储备结合，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并根据物资的特点进行周转更新。在产能储备上，除了储能于相关生产企业外，对与应急物资有关联的生产企业也要加强规划引导，确保有需要时可随时转产。

另外，要充分利用社会物流体系参与物资调配，比如平时可加强大型生鲜连锁企业的引导，关键时刻利用它们迅速建立起灵活机动的生鲜配送机制服务群众。特别应重视建立应急物资供需发布平台，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物资发放的透明度，防范权力寻租。

六、管制服务：

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应急处突能力培训体系

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后，需要公共服务系统“超负荷”运转、“超常规”支持，以保障人们在特殊时期的正常生活。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大范围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袭之下，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不足、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突出。

设备不足、仪器老化、专业人员少……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一直存在短板，此次疫情基层短板格外凸显。装网线，找WiFi，注册软件账户，录公开课……在线教育相关配套资源也是此次疫情中紧缺资源，许多地方在线教育资源除了教室，其余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配备。

基层公共服务的平时战时转换机制尚未建立，公共服务系统遭遇较大突发情况时，便手足无措。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多数社区的服务系统缺少面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预案，临战指挥混乱，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务系统“战时运转”能力堪忧。

武汉市江岸区花桥社区志愿者蒋晨一（左）和下沉社区的干部谢文先来到一名独居老人家为其送菜（2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东北一名社区党委书记谈起此次应对疫情的过程：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全部到岗，先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指示发放致居民的一封信，然后开始排查、消杀等防控工作，但到底该怎么干、谁来干，基本没人清楚。“大家就是打乱仗，登记排查、宣传、站岗、封闭式管理方法等都不明确，工作比较忙乱，贪黑起早，但没有秩序。”

应急体制下，很多事情容易流于粗糙，群众个性化需求如何在“战时”公共服务系统中得到精准回应，目前也是空白。培训少、专业知识欠缺，往往导致基层突遇异常情况时，服务不精准、不充分的毛病凸显。

比如此次防疫，许多社区都在第一时间对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但不少小区业主直到2月下旬才接到社区人员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外地返回人员。

基层公共服务系统遭遇突发事件时的种种尴尬，原因之一是多年来基层公共资源投入的相对不足。

基层干部建议逐步加大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力度。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增加基层财政预算经费，保障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资金和为民服务经费投入，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应急处突专业能力培训体系，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

盘活存量也是关键。如今，部分地方仍有不少公共服务资源处于沉睡、闲置状态。要进一步有效整合基层教育、医疗等现有资源，使其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

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公庄村党支部书记魏光波说，近年来，各地在农村阵地建设、农家书屋建设、党员远程培训等项目中，给广大农村也包括众多贫困村都配备了电脑、电视等硬件设备，一旦有事，这些资源都可投入应急状态下的公共服务需要。

七、社会救援：

为社会组织介入提供法律保障和规范

当前在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及相关单位通常占据主导位置。这是我国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惯性思维：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理所应当由政府全盘处置。群众相信政府的执行力，这并无不妥。但从处置成效来看，政府几乎包揽突发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社会组织参与不足，整体上削弱了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成效。

长期由政府大包大揽惯性下，人们便缺乏参与动力，认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该是政府的事。甚至一些群众认为帮助政府没有“好处”或“费力不讨好”。

同时，地方政府也普遍缺乏发动群众参与的手段。中部某省一位村支书说，以前，有农业税和投工投劳，各级干部与群众打交道较多。如今，90%的群众不找村干部，另外10%跟村干部有来往，但反映的问题却绝大多数解决不了。“发动群众没抓手，就连召集党员开会，不发钱都不愿意参加。”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社会组织大多受命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自发行动。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指挥机制不顺畅，导致协同水平不高。

2月5日，长沙蓝天救援队队员在长沙市马王街社区内消毒杀菌。新华社发（陈振海摄）

2月5日，长沙蓝天救援队队员准备进入长沙磁浮高铁站消毒杀菌。新华社发（陈振海摄）

另外，社会组织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缺乏统一管理，各自为战。加之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活动不规范，社会组织在面对复杂场面时也无计可施。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安全事件制度保障仍不健全。我国目前关于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救援的制度大多停留于宏观层面，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规定少，相应的工作制度也没有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往往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渠道。

参与渠道少而不畅，也让社会组织未能在实战中进一步提升自身专业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4000多家社会救援组织，只有不足800家具有专业水平。

中部某地蓝天救援队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规范化建设是我国社会救援组织的短板，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发育成熟，缺乏明确的组织制度，内部组织机构松散，工作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自我管理能力不足，以至于关键时刻无法发挥作用。

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具有很好的社会服务意识，志愿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比如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志愿者会以最快速度集结起来，以专业化技术配合政府为民众提供服务。

专家建议，除了给社会力量提供更多参与机会外，更要想方设法让社会力量在参与中无后顾之忧，并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应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明确社会救援力量的权利和义务，为社会组织介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规范；积极拓宽社会组织的参与途径，通过购买服务、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鼓励专业社会组织与政府有关部门展开专业化合作，制定标准、有效联动，以高效的指挥协调体制来调动资源，发挥社会专业力量的潜力。

八、信息引导：

充分重视掌握信息生态主动权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往往需要面对两种“情”况：一是“事情”，二是“舆情”。相比于应对事情本身，舆情的走向不确定性较大。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普遍缺失“信息安全感”，一旦应对不当，极易引发舆情方面的“次生灾害”。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公共安全事件突发，部分地方缺乏有效信息引导，导致群众应对失当；有的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舆论场研判不足，对群众心理缺乏了解和预判，导致群众产生恐慌情绪。

一些地方的本位主义表现屡屡让人失望：有的公布疫情方式保守，信息披露落后于群众诉求，许多群众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选择信谣、传谣，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防控大局；有的在辟谣过程中含糊不清，不仅没有有效澄清谣言，反而引起更大疑问。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沟通中，地方主流媒体鼓舞士气的正能量传播功能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说，在正能量传播上，地方主流媒体仍然易犯刻板甚至冒进的毛病，不时陷入“低级红”“高级黑”。

“套路化、模式化、形式化，一些议题设置生硬，语言没有烟火气，喜欢从大往小讲、从上往下讲。”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钟君说。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疫情给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引导提了个醒，要更加关注公众信息诉求，做到设身处地、实事求是。沈阳说：“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讲事实比讲故事更重要，把事实讲透了讲准了，把措施讲到位了，公信力自然就上来了。只讲故事不讲事实，故事再精彩，也恐将适得其反。”

丁香医生-疫情辟谣与防护

无可否认，自媒体近年来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旭、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安白等专家认为，须警惕部分自媒体利用信息发布不透明，传播谣言、浑水摸鱼、乱中取利。这既有网络治理的原因，也有部分政府部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彻底的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须充分重视掌握信息生态主动权。除了进一步优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加强地方舆情应对本领能力建设，特别是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引导能力，敢于在新闻发布会、电视问政等场合经受锻炼和考验。

九、督查指导：

建设智慧政务督查效能管理平台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上级部门检查下级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手段还是平常盛行的各类督查检查，欠缺特殊性、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利于指导、帮助基层在应对重大危机时解决实际难题。有基层干部反映，抗疫期间一些地方的“抗疫大战”成了“迎检大战”。

外行检查内行，往往导致指导欠缺专业性。东部某省一名乡镇干部介绍，抗疫期间县里部委办局组成不同的督查组，多是为了完成任务，蜻蜓点水做表面功夫。其中一名督查人员连温度计都看不懂，却在现场指手画脚，乱提要求。

大量无效的检查指导，极易消磨基层干部的战斗意志，影响工作实效。一基层组织部门干部说，疫情防控是当前基层中心工作，基层各项工作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相对应的是，上级日常工作没有回归正轨，这导致很多没有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上级部门比较清闲，他们选择到基层督查检查，美其名曰参与指导疫情防控，其实是为了刷存在感，求政绩。

有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平常大小事务一味“督查指导”，已经让他们产生了疲倦感，有的已经变成上级部门催促一下、督查一下就动一下的“应激动物”。一旦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暴发，这部分人缺乏担当精神，被动应对的状态将使得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受访专家认为，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诸多环节之一的督查指导失准、失效，折射出地方治理中责权利不匹配和基层治理动力机制失灵。惯常的督查检查方式，习惯于层层命令、层层加码，已不能有效激励基层干部积极主动作为，创新检查督办方法手段，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势在必行。

专家建议，首先，要在工作中检查，而非在检查中工作。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上下应勠力同心，上级机关部门应把工作人员派到一线增援，主动了解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不仅是形式主义督导、走过场。

同时，各部门应建立信息沟通、行动协调机制，防止重复检查、多头督查。在疫情督查检查中，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统筹协调利用各种资源，多开展“组团式”督查指导，为基层减负。

更须重视的是，亟待从“人海督查”转向“数字督查”。多运用在线调研、舆情监控等多样化的检查方式。如一些地方在探索建设智慧政务督查效能管理平台，让督查检查向数字化转型，对重点任务分解、进展过程、完成情况等全过程动态跟踪、实时督查、评估绩效、及时反馈。

十、评估推动：

从案例中凝练出应急岗位所必需的能力

作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处置的末端环节，定期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评估既是向社会公开回应公共关切的基础，也是实现未来应对机制、处置能力提升的第一环节。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除安全生产领域事故调查外，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总结评估报告，因存在科学性、系统性等缺陷，导致报告套路化、模板化普遍，无法起到应有的参考价值，难以推动相关政策落地。

“自扫门前雪”，缺乏系统性。东部某省一位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一些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往往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总结评估以单一部门进行：“看似面面俱到，但跨部门协调等关键环节却成了无人触碰的‘空白区’。如果都是如此总结评估，对反思问题非常不利。”

设计缺乏科学性，与能力提升割裂。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认为，目前突发事件总结评估的环节设计上，还存在缺乏科学性等问题。比如哪些主体参与，各主体什么时间介入，何时启动问责等，都需要考量和设计。

此外，由于干部队伍轮换等因素，导致评估总结真正沉淀为干部队伍应对处置能力的效果打了折扣。

表述套路化、模板化，总结评估报告参考性弱。半月谈记者查阅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定期发布的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结评估报告发现，报告普遍存在回顾性强、参考性弱的问题。一些地方、部门发布的年度报告同质化程度高，表述套路化、模板化，对工作机制反思、应对灾害指导意义弱。这种评估报告难以有效推动及时、灵活调整物资储备、优化应对办法。

如何让总结评估报告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成为能力提升的推动力？

一是从制度层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方式对一些环节进行刚性约束，优化完善总结评估体系建设。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表示，要改变单一部门评估模式，对系统性总结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进行顶层设计，同时特定环节可考虑加入第三方评估维度。

二是创造“柔性”机会丰富评估内容。

吕孝礼表示：“可以丰富评估形式和内容，例如利用干部培训等机会，创造自我剖析的机会，让有亲历经验的干部分享当时困难、挑战等，最终形成一些可供参考的案例，逐步凝练成为此类应急工作岗位所必需的能力要求。”

三是充分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例如多主体主导总结评估，形成多角度报告。

吕孝礼表示，美国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自然灾害总结评估报告有多份，包括用于白宫、参议院、众议院、联邦应急管理署等参考，反映出美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总结评估的多角度性。

最后，除了做好最终调查结果的发布，也要做好过程管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每天都应对事件的走向、发展进行动态评估，减少群众恐慌，让政府决策更有依据。

比如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前后调查历经一段时间，调查委员会第一时间设置了专门的调查发布网站，不断公示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可靠信息和取得的进展，而非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仅仅发布最终形成的评估报告。

议题策划：叶俊东

统筹执行：高远至、许中科

调研采访：杨玉华、梁晓飞、王井怀、范世辉、潘林青、梁建强、阳建、韩振、郑生竹、吴帅帅、潘晔、宋瑞、何磊静、张博宇

编辑组稿：原碧霞、范钟秀、徐希才、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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