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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钟表大亨：积压45万只手表，买一支笔都省着

每经记者：王帆丁舟洋每经编辑：杜毅

微小的钟表记录着光阴的刻度。单从数量上论，全球三分之二的钟表制造都绕不开广东，这里可谓钟表行业的“世界工厂”，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横切面。

4月上旬的一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镜头，梁伟浩神情泰然，言语里却是难关重重。

三十年前，香港地区手表商梁伟浩将目光转向香江对岸，在广东东莞凤岗镇投资建厂。适逢中国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的高速快跑期，梁伟浩创办的得利钟表集团，在东莞以“代工出口+自主品牌”的模式成为驱动广东表业发展的启蒙者。

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叔父的表厂做学徒，涉足钟表行业五十载，创业四十多年，梁伟浩不是没经过风浪。回想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的那一年，“大家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减了差不多40%的人员。我叫他们先回家。每天给十块饭钱。有饭吃才有生活。”

“1987年香港地区货币大贬值，当时我在香港地区的公司受到很大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问题都没有这次大。”梁伟浩说，“这次的疫情影响是全球的。”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际，得利是东莞最早一批有序复工的企业之一。但只高兴了两个星期，海外疫情日益严峻，大量客户的订单推迟，公司货品积压、资金压力陡增……广东钟表企业面临生死劫。

每经记者探访东莞得利钟表厂

广东是“全球钟表工厂”

2/3的产量绕不开这里

东莞得利钟表工厂大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东莞凤岗镇雁田第三工业区的大马路，拐进一条小野径，梁伟浩创办的东莞得利钟表厂就坐落在这里。工厂大门其貌不扬，但却深藏不露。

得利钟表是广东钟表产业响当当的名片之一，得利年产量手表360多万只，瑞士名牌高端手表套件70多万只，Movado集团等欧美知名品牌是得利的长期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各工业区的各类钟表原配件，像一根根毛细血管汇聚到动脉，集中在这里加工、装配、贴标，再将一个个精美华丽的成品钟表，源源不断地输送往全世界。

不过，3月下旬，一则来自东莞另一家钟表厂的公告，在广东钟表行业引起了震荡，也让梁伟浩为之担忧。

美国钟表品牌Fossil中国的主要代工厂——东莞精度表业，在下发给员工的公告中坦承工厂受欧美疫情影响，Fossil已全部停止下单、要求取消或暂停原生产订单，公司经营出现重大危机，并做出全厂放假三个月的安排，接受全体员工辞职，即辞即走。

听到这个消息，作为同在东莞的表业同行，又是多年好友，出于关切，梁伟浩给东莞精度表业老板罗盛坚打了个电话，却联系不上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多次拨打罗盛坚的手机号，他先是未接电话，后来关闭了手机，发短信也没有得到回复。

“我自己觉得，虽然经营困难，但也不要劝退员工。如果休息三个月，员工去哪里呢？他们怎么生活呢？”梁伟浩表示。

作为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广东钟表行业，在海外疫情严峻形势下，几乎人人自危。

“这就像一棵消息树一样，我们看到这棵树倒了，每个人都感觉到物伤其类。”谈到东莞精度表业的经营危机，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闵乐晓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得利钟表厂工人正在车间工作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众所周知，瑞士是钟表王国，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全球80%以上数量的钟表都产自中国，而当中又有80%是来自广东。

据闵乐晓介绍，钟表行业有个说法，全球有2/3数量的手表是广东生产的；相比于瑞士的高端手表，广东的钟表产业以中低端、国际代工为主。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珠三角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主场，在资本的浇灌下，集中了大量为欧美品牌钟表生产加工的企业。

“广东的钟表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了一定竞争力，原因还在于广东聚集了一条完善的产业供应链，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相对便宜。”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珠三角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主场，图为得利钟表厂工人正在车间工作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闵乐晓告诉记者，广东的钟表产业分工十分精细和专业，分布了大量表带、表壳、表镜、表针、钟表巴的等零配件厂家，还有以东莞精度、得利为代表的成表加工厂。

正是看中了珠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1979年就在香港地区创立得利钟表集团的梁伟浩，选择在1989年来到东莞凤岗镇投资设厂。创业四十年来，71岁的得利钟表集团董事长梁伟浩坦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他面临的最大危机。

行业悲观情绪正在蔓延，高度依靠外部订单存活的广东钟表工厂面临生存考验。梁伟浩的内心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惊险。

复工以后高兴了两个星期

就遇到了困难

3月初，梁伟浩紧皱的眉头舒缓了些。90%的员工回来了，公司的生产能力恢复了。高速运转一个星期，生产力恢复到了平时的93%。

为了顺利复工，梁伟浩没少费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辛辛苦苦把员工找了回来”。疫情原因，国内多地交通限制，为了接回通行不便员工，公司自己派汽车、派中巴。“做了不少工作，也花了不少钱。”

得利负责采购跟单的员工罗晓燕从湖南老家回到东莞，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隔离了14天。“本来放假就延长了又加上隔离，那种想上班的心情真的非常迫切，来到厂里上班就感觉像是步入了正常生活。”罗晓燕说。

得利钟表厂车间内工人正在装配钟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复工后的第一感觉是工作量加大了，与疫情前的原定时间相比上班推迟了一个月，为了把拖延了进度的订单追回来，罗晓燕和她的同事们白天赶工、晚上加班讨论如何安排生产。全员出动、热火朝天的景象让她印象深刻，“真的是所有能够装表的人都行动了，工程研发、写字楼的人都来帮忙。”

“我们高速追回之前落后的货期和产能，加班加点，甚至给供应商提供奖金让他们及时交配件给我们。”梁伟浩说。“那一两个星期很高兴，我们的复工，也带动了上游企业在3月上半月复工，让他们提供足够的配件给我们生产手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得利集团探访时，看到厂区里一个可容纳600-700人的剧场，墙上贴着鼓舞人心的标语，彼时复工动员大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罗晓燕戴着口罩坐在台下，听梁伟浩强调复工的防疫安全、防疫措施，以及海外的实时讯息。

开动员大会的剧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我当时觉得（海外）没什么大问题。”罗晓燕心想。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海外疫情大爆发，彻底打乱了得利的复工节奏。高兴了一两个星期的梁伟浩再度陷入焦灼。

从三月中旬开始，欧美疫情严峻，部分国家封城、封国，也有些海关停止运作。“我们出口货运，到了对方的口岸，也封关了，摆在海关，入不了仓库。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暂停出货，等到将来复关再出货。我们就开始遇到困难了。”梁伟浩表示。

细思下来，梁伟浩梳理了四重困难。“第一难，就是接到客户的通知，要求延后出货；第二难，如果要暂停生产，会影响将来的复产；第三难，客户如果在五月复运的话，我们有没有货交给人家呢？我们会不会失去客人的信心和手上的订单？第四难是资金，我们继续生产需要资金，要给员工工资、买零配件回来，才能做成一只手表。”

时间滴答滴答的过去，处处都是两难的选择，梁伟浩必须作出决断。

配件像海水一样涌来

即便放慢生产速度也将积压45万只手表

得利生产的产品96%用于出口，仅4%在国内销售。海外疫情阻断了客户的需求，客户订单延期的请求不断来袭。

第一次接到客户暂缓的请求，梁伟浩心情郁闷，欧美疫情快速升级，面对那么多要求暂缓的订单，梁伟浩的第一反应是要不要停工。可如果一旦暂停，员工会失业，上游设备和供应商都会受到影响，等再复工时，难上加难。

“当时我评估了很多不同的情况，停还是不停？慢还是快？原来我们已经在高速生产中了，我订购回来的零配件已经不断地涌入，就像海水一样不断涌进来。”梁伟浩说，“那么大的量，我总不能全堆在门口吧，只能进厂以后，经过检测、装配，去完成一只手表。”即便明知道这只手表一装配出来就将面临被积压的命运。

得利钟表厂内已制作完成的成品手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经过一个星期的痛苦评估，梁伟浩作出决定：慢速生产，叫停一切加班，停止一切开支。“到什么程度呢？一支笔都不准买。停止购买任何的材料。用这个方式节省开支，维持公司的继续运营，熬到疫情后的恢复。”

对节省开支，一线的罗晓燕也有切身体会。“以前我们买文具就多买一点，为以后的使用预留多一点量。这段时间我们不买笔，尽量买笔芯。”“打印文件用二手纸，反过来打印，下班要关电脑，宿舍每晚早一点熄灯等等，各种提倡已久的环保措施这次真的都落实了。”

减少工作量、控制成本，员工们最初也有意见，因为没有加班就意味着没有加班补贴，普通员工一个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和几百块的全勤费。好在都住厂里的员工宿舍，吃住开销很少。

“加班少了，那就让员工多做运动咯。我们还开了很多培训班，利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甚至做一些家政练习的活动，让大家能消磨掉一些烦闷的时间。”梁伟浩介绍。

得利表业有1000多名员工，公司的收入一时半会跟不上，光是人力成本就是好大一笔。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直到现在梁伟浩硬是没有让任何一名员工休职。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货品积压压力和资金链压力。

得利钟表厂走廊里堆积的成品手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如果我们保持生产，但不能出货，3月至5月上旬，我们积压在这里的手表大概是45万到60万只。”梁伟浩说，“资金压力大，45万只手表是很多钱的，我们向银行申请了延长贷款的还款期，也做了些借贷的准备金。5月复运，如果资金顶不住，我们就拿预备好的准备金去凑。”

4月上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位于东莞凤岗镇的得利集团，所见场景如梁伟浩所说，原料配件堆积在走道上，另一边的走道上，堆积着公司已经制作好的成品。生产线的电子屏里显示着当日的目标产量是7001个，慢速生产的策略下，实际产量只有4000个。

得利钟表厂生产线已放慢节奏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比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风暴都困难

梁伟浩一面等待海外疫情得到控制后，消化现有的订单，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从3月中旬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新的订单，估计到6月都不会有新订单。“我估计整个行业订单会减少30%-50%。我自己企业因为客户都是大品牌，比较稳定，估计客户会下滑15%到25%左右。”

创业四十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风浪，梁伟浩认为这次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危机最大，比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风暴都困难。“可能也是很多企业会顶不住，六月份我估计很多企业要倒闭，行业大洗牌。”

源源不断涌进得利钟表厂的手表配件原料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王帆摄

对于自己的公司，梁伟浩还是保持乐观和韧性。“可能我自己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我没有想过最坏的情况下要不要关闭公司。我只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怎样做好节省开支，在经济复苏时怎么应对。所以我们工厂现在慢速生产，也调部分精英人员去做新的产品开发。待市场复苏时，能有新产品出来迎合客人的需求。在复苏的时候，就能走得比别人快一步。”“我过去那么多困难都过了，我觉得这次也可以渡过。”

距离东莞80公里的佛山，美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荧就没那么乐观了。美致实业是一家制作成品钟的民营企业，员工最多时200多人，现在可能刚复工不久就要考虑倒闭的问题了，张荧五味杂陈。

广东佛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要面对现实，不是说你想撑下去就能撑下去的。”张荧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和得利一样，张荧公司的产品也是主要销往海外。国内疫情时愁复工，复工后紧接着又遇到国际疫情，即刻开始愁出口，张荧有着和梁伟浩相似的心情起伏。

“客人的订单做好了，就马上通知说不出货，什么时候出货？不知道。工厂的基本费用还要承担，如果弄得不好，最多两三个月可能就要垮了。”张荧表示，“出不去的货大概价值200万元-300万元，两个厂的月租金大概13万元-14万元，其他固定支出还不算。我们目前还没有劝退员工，如果过了4月还没有改观，只能放假。”

疫情前，张荧公司的年产值在1000万-2000万元左右，疫情起码“冲掉一半以上”，可能一年只剩几百万元。

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只能等吗？还是怎样？在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张荧的回答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只能关闭”。“说真的，现在要放弃，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量，没办法一味死撑……所以这种心情，我想你可以想象。”

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伟浩建议，政府应考虑将企业已交的2018年度税费退还一半，2019年度没交的税费免交或缓交。在企业做信贷时，政府也可以在调研的基础上出面做一些担保，政府拍拍胸口，说“尽量帮它们”。“我想对企业纾解困难很有帮助的。”

夹在智能表和奢侈名表之间

传统手表生存空间日益萎缩

“现在就是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当老板。”张荧苦笑道。

拉长时间维度，张荧遇到的企业危机其实早在疫情前就有端倪。因为木制钟特有的环保标准的提升，国内同类企业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用工成本和技术成本的不断上涨，公司已经调整了一些业务。动作之大，不亚于断臂求生。“最多的时候200多个员工，疫情前就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之前企业已经喘不过气，再加上疫情，很多企业可能已经把最后一口气给弄断了。怎么说呢，只能说，死了死了。”张荧表示。

“钟表业当年是很挣钱的，但是现在普遍是不赚钱，或者利润很薄了。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市场的需求又越来越萎缩……而这种萎缩的原因与总体潮流相关，比如手机替代了人们对钟表的大部分需求。”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闵乐晓说。

疫情前，广东的“表哥”“表姐”们常聚在闵乐晓那里探讨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疫情就像导火索，进一步催化了产业积累已久的困境。

广东各钟表厂受疫情冲击，出现鼓励员工辞职请假的情况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在消费者眼中，对钟表的需求不是不存在了，而是需求变化了。苹果、华为、小米等智能手表能与手机联网，并实现健康监控等功能；而十万元起步的劳力士等奢侈品名表，其市场地位依然稳固。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布的最新瑞士制表品牌报告，2019年劳力士的销售额约380亿元，平均每天销售额超一亿元，创历史新高。夹在智能手表和奢侈品名表之间，留给传统平价手表的生存空间就很小很小了。

苹果智能手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刘春山摄

中低端制造业当初的发展红利已日渐消散，广东钟表行业势必面临一轮大淘汰和大洗牌，这已是大家的共识。顺应甚至引领产业升级的趋势，是广东钟表企业们要想继续活下去的必然前提。

得利方面向记者透露，该公司2018年推出智能支付，在手表的表带嵌入芯片，让手表可以连接手机app进行移动支付；也帮小米、魅族、印度塔塔集团等公司加工过智能手环。

广东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更是从诞生起就在探索智能手表。在谈到疫情对该公司的影响时，该公司执行董事孟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智能手表是在传统手表里增长很快的一个产品，所以对我们来说，疫情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小。疫情前原来的市场需求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产能和交货能力，现在需求平缓一点，我们反而可以更好的交货、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客户。”

而对于广东大量的传统钟表公司在疫情下的业绩大幅缩水，孟宇坦言这其实是一次早晚会到来的大洗牌。以前从事金融行业的孟宇看到疫情期间美股四次熔断感触颇深，“美股在高点上，早晚要跌下来，疫情只是一个触发点。所以我们钟表行业的产业升级也是早晚会发生的。”

“已有的产品还在凭借惯性在销售，但这个东西能卖多久？都很难说。”孟宇表示，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坏事，大家一起赶紧趁着这个时间，把一些产品该升级的升级起来。传统钟表与互联网、通讯行业相结合，与大健康产业相结合……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所谓危机，行业机遇蕴藏在行业危难之中。

记者手记

时间永不停歇

时代的步伐也从不为谁等待

不是在贩卖焦虑，属于传统钟表代工制造业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曾经，他们也是时代的弄潮儿。

改革开放的春风春暖广东，优厚的政策红利加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加工制造和对外贸易的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以前不起眼的东莞、佛山，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代名词。它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深深嵌入了世界钟表产业的产业链，也在服装、玩具、家电等诸多产业的全球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千千万万个钟表人，都抓住了这个机遇，凭借他们的努力，享受了成功的荣光。

而随着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曾经的优势很快消失殆尽。

与此同时，新的赛道、新的商机又在不断涌现出来，5G时代来临，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空间还将越来越大。就在4月29日的这一周，囊括了卡地亚、江诗丹顿等奢侈名表的瑞士钟表展W&W与天猫合作开展“云表展”，可见在数字化的大背景下，连高冷的奢侈钟表业也要“触网”。

时代滚滚向前，不会为了任何人停下来等待。不贪恋昔日荣光，坚守之道与革新之法并用，这仍将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