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渔民村：村民现在靠租房赚钱 年收入60万以上

来源:新京报

渔村一小步 改革一大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渔民村，私搭乱建盖满了“握手”楼、“亲嘴”楼。新京报记者 浦峰 翻拍自渔民村村史博物馆

2018年3月15日，现在的渔民村和背后的深圳。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渔民们当年的斗笠和渔网。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广东 渔民村

62岁的渔民村村民邓锦辉一生中搬过四次家。

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真的很折腾！”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渔民操着一口“粤普”回忆着。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开放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南巡时专程来渔民村考察。看过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地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

村庄迎来邓小平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至今记得：1984年1月25日，是邓小平一行来到渔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邓志标被叫到村委会，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大约上午10点钟，一辆中巴车缓缓驶入村里，下车的竟然是邓小平！邓志标激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当他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书吴柏森家，吴柏森说，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大声对父亲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邓志标回忆，看完吴柏森家新楼上下层和满屋的家用电器，邓小平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怕什么呢？”“怕政策会变。”邓小平哈哈大笑，“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1984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在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当口，邓小平来了。

看过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积贫已久的渔民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这一年，43岁的邓志标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邓志标回忆，原来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鱼养鱼，但改革开放后，“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邓志标带领村民，用集体资金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把村里所有的滩荒地都推成鱼塘，攒下第一桶金后又组建船队和车队，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运给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两块钱，卖给工地十二三块钱。

村民吴耀辉回忆，正在兴建的深圳特区处处是工地，渔民村的沙子供不应求。“国贸大厦的沙子都是我们运的”，吴耀辉说，大卡车白天不让上路，村里车队每天夜里9点出发，经常要运到凌晨2点钟甚至通宵。

160米的国贸大厦于1982年10月开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仅有37个月，号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国贸大厦也成为深圳的地标性建筑。

财富不断积累，1981年，渔民村成了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邓志标说，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红结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体出钱，按照一对夫妻一套房的标准，统一盖起33套二层小洋楼，米色外观，统一装修。

邓锦辉给自己分到的别墅更换了地板，是自己喜欢的大理石，“水绿水绿的”。彩色电视机、音响、录音机，这些彼时内地普通家庭难觅的家用电器，成了渔民村家家户户的标配。

从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层小洋楼这一次，已是邓锦辉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邓锦辉在深圳河畔呱呱坠地，他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墙壁，茅草铺成屋顶，勉强遮风挡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辈们要幸运许多。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渔船。邓锦辉听父辈讲，一条1.5米宽的旧舢板船，一家几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广东话把这种以船为家、飘零水面的人戏称为“水流柴”。

解放后，渔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邓锦辉五六岁时，第一次搬家，是搬进土墙瓦房。他还记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里，只有两张床，挤着他们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后来实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里大队部“蹭”睡。

上岸后的渔民村人渔农并举，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连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让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的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那时候外地人太多了，一个房间都炒到2000块钱。”邓锦辉说，除了内地来的打工仔，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来渔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贵，渔民村相对便宜多了。”

等家家户户都加盖到五六层的时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违建楼宇开始倾斜，成了“握手楼”甚至“亲嘴楼”、“拥抱楼”，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邓志标说，当时每户屋外还有化粪池，“那个空气，整个渔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渔民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工程很快启动了，村集体通过抵押贷款，自筹资金约1亿元，推倒“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过抽签分到了居民们手中。“每户分到一个单元”，邓锦辉抽到了7号楼3单元，他比划着，从底楼到12楼，“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张灯结彩、狮子狂舞，广场上摆开188桌“百鸟归巢”大盆菜，还请了特型演员来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说，“记得20年前我来过渔民村，看到渔民村的乡亲们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楼，而且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是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现在20年过去了，我再到渔民村来一看，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得我都认不得了。”

股份制改革

时至今日，虽然身份早已变成城市居民，但村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将自己唤作“渔民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推进农村城市化，渔民村村集体成立股份公司——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实业）。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集体收入通过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红。

村民再次乔迁新居后，渔丰实业成立物业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物业），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渔丰实业副董事长、渔丰物业总经理吴颂球是渔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1989年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编写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软件，“虽然好用，但经过十几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同样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还有曾经的股份管理制度。渔丰实业总经理黄兴炎介绍，1992年成立渔丰股份公司时，原始股东有98人，都是村里劳动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岁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减”，不能继承和转让。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

吴颂球说，他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认为能在物业、家居等方面得到应用，但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必须是股东，公司想对外投资一些新兴领域时，“老一辈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么都不敢。”

黄兴炎说，前几年渔丰实业尝试过投资新项目，但初期见不到利润或有亏损，老股东们就会很快提出异议。渔民村有邓、吴两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会遇到本村家族势力的掣肘。

面对这种情况，渔民村在深圳市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东人数，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我们现在有181个股东，读了大学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吴颂球说。

此外，外聘管理者没有股权的局面被打破，黄兴炎就通过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励性股权。

80后邓国华在渔丰物业担任保安部经理，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为渔民村新一代的股东。作为年轻的管理者，邓国华为渔丰物业引入在线巡逻系统、智能门禁系统，等等。

邓锦辉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子，和同村人一样，他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单元的顶层，这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期待自己的小孙子，“走出去，自己闯。”

改革亲历

陈开枝，1992年小平南巡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头镇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时任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他叫我立即赶回广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

我放下电话，连午饭都没吃，饿着肚子乘车返回省委机关，谢非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将要南来广东，省委拟将全程陪同的任务交给你。”

中央来电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坚持认为老人家此行绝不是“休息”这么简单。当时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有人评价深圳特区，“除了罗湖口岸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变色了，资本主义要复辟啦！”外省干部不敢一个人来广东出差，怕“被腐蚀”。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小平同志的专列抵达深圳，因为旅途劳顿，我们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进宾馆不一会儿就对我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广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多看看，后来被采纳。在深圳当时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小平同志激动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仙湖植物园，小平同志见到了一棵“发财树”。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小平同志回答：“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离开深圳去珠海时，老人家已经登上了船，还高声对当时送行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热潮。我曾做过一个比喻，小平同志就像一位已经退役的老船长，看见改革开放的航船前进时不断摇摆，不顾年老体弱，再一次跳上船头，把舵摆正，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向胜利的港湾。

距离南巡时间越久，我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才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多天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广东视察，走了和当年小平南巡非常相似的行程路线，我认为这个寓意非常深刻，表明我们的党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辞典

小平南巡：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物语

渔民们当年的斗笠和渔网。陪伴“水流柴”们经历风雨、穿越风浪，见证了渔民村人白手起家的艰苦奋斗史。如今，安居乐业的渔民村人不再捕鱼，这些老物件保存在村史馆里，供后来者抚今追昔、忆苦思甜。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实习生 张紫璇

浙江19岁少女被锁房内10多年！只因一次高烧！走进她的房间，心酸了

浙江温州19岁女孩萌萌（化名）从没上过学，从5岁左右开始就一直被锁在房间内极少外出，吃喝拉撒全在一块 ……

近日，当地市民反映，租住在自己老家（永嘉）的萌萌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容易误伤人，被她奶奶无奈地关在房间内，一关就是10多年。

1月6日，记者跟随爆料市民金先生来到了萌萌生活的地方.....

常年被关房内，吃喝拉撒全在一块

萌萌居住的地方位于永嘉三江龙头村，驱车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后，再步行5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房子是山间村庄常见的低矮平房，房前空地上种满了各类蔬菜。

萌萌生活、玩耍的地方，是一个被墙与简易铁栏门隔开的封闭区域，里面光线昏暗。

“萌萌。 ”奶奶林阿婆知道记者来意后，轻唤了一句，萌萌便从墙面上开着的洞里探出了头。

萌萌长相清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长头发被梳理整齐、扎在脑后。林阿婆告诉记者，萌萌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个房间里进行，基本不外出，一日三餐、衣服等物品则是从墙上的洞里递进去给她。

林阿婆打开铁栏门上的锁，带记者“参观”了萌萌的房间。记者看到，这个仅二三十平方米的封闭区域被划分成了两个房间：一个房间内放着一个老式马桶，旁边有一小块供萌萌洗澡擦身体的区域；另一个房间里摆放着一块破旧木板，上面堆放着棉被与杂物，这便是萌萌的床。两个房间内没有任何一件像样的家具家电，却已经是萌萌的全世界。

林阿婆今年72岁，依靠低保及务农收入，勉强维持着自己与萌萌的生活。附近邻居听闻萌萌的事情后，总是时不时送些衣服、食物给萌萌，接济她们的生活。

从未上过学，会用普通话进行简单应答

萌萌能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

记者留意到，萌萌的床边摆放着不少“玩具”——各种废旧饮料瓶、矿泉水瓶，破旧小熊布娃娃等。林阿婆说，萌萌平时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走累了就坐在床上玩玩具，或者剪纸。冬瓜茶饮料的纸包装被萌萌剪成了大小统一的长方形，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盒子里。

“你今年几岁？”“19岁！”“她是你的谁？”“是我奶奶。”记者直接与萌萌沟通后发现，她会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与温州话，能进行日常对话。当她不懂得如何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便会用一句“没有”来模糊应答。

萌萌在墙上写的字

原来，林阿婆拥有小学文凭，闲来无事时，她会教萌萌识数认字。从没上过学的萌萌，如今能写出1~100的数字，也能认得“冬瓜茶”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字。

“她的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有时候收废纸的来家里跟我讲过几句话，她就会自己模仿，温州话、普通话都是这么慢慢学起来的。”林阿婆告诉记者，萌萌现在大小便能自理，懂得刷牙、洗脸、梳头发，而且胃口很好，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

林阿婆的房东金伯棋认为，萌萌具有一定的智力与不错的学习能力。“我偶尔回来看下她，她听到别人叫我名字，就会自己记住，下次我再问他，她就知道怎么叫我了，而且连语气也模仿得很像。邻居们平时讲的话，也会被她模仿。一个常年不接触外界的人，能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蛮少见的。”

2岁时高烧近1个月，烧坏了脑袋

本该天真活泼的花季少女，为何会被关在房间内不能外出？林阿婆向记者讲述了萌萌小时候发烧患病的事情。

萌萌是永嘉沙头人，2岁时，曾连续1个来月发高烧，其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将她送医。直到奄奄一息时，萌萌才被送到了在乐清打工的林阿婆处。

“后来好不容易救活了，却发现她跟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了：有时候脾气很暴躁，会乱扔东西，大小便不能自理。看过医生后，才知道是烧坏了脑袋。 ”

林阿婆回忆说，萌萌的母亲后来以外出打工为由离开了这个家庭，从此音讯全无，再也没来看过萌萌；父亲阿彪（化名）常年在温州市区打工，多年后又重组家庭有了一个儿子，所以萌萌一直以来都只能跟随林阿婆生活。

林阿婆记得，萌萌长到5岁左右时，常常会无缘无故抓人脸，甚至是拿石头砸人，无奈之下，林阿婆只能将萌萌锁在房间内不让她外出。

大约在9年前，由于老家房屋倒塌，林阿婆经人介绍租住在了龙头村，萌萌一同跟来，也继续着被关在房内的生活状态。

“平时她都挺乖的，但是一天会发病两三次，一旦发病，就会莫名其妙地打人，所以只能一直关着。”林阿婆无奈地表示。

父亲收入不高且有肝炎，未来如何走下去？

担心自己老后无法照顾萌萌的林阿婆也曾跟儿子阿彪商量过孙女的未来，阿彪回复说，等再过几年有了积蓄，会送萌萌到相应的福利机构去生活。

“阿彪平时每两三个月会回来看一次萌萌，带一些吃的东西。前几年，他带萌萌去一个精神病医院问过，需要十几万元治疗费。 阿彪打工收入不高，自己又有肝炎，很难有积蓄，未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林阿婆的话语里满是担心。

“她奶奶是真辛苦，自己有高血压，还要照顾一个患病的孙女。”邻居叶阿姨对萌萌一家的遭遇表示同情，她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多点关心与帮扶，让萌萌有机会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治疗。

叶阿姨说：“趁早治疗，萌萌以后或许能生活自理、正常过日子，不用这样整天被关在家里。往长远了说，将来嫁给别人，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也许都是有可能的。”

采访结束，记者即将离开萌萌的房间时，她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来到房前的农田空地上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温暖阳光。 或许，这正是她内心最想追求的自由吧！

责编：秦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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